从事包括满语在内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30余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朝克走遍了满通古斯各民族生活的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掌握了该语族语言的第一手资料，也看到了这些民族语言正在面临的危险。

■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绘制了一个《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直观地展现出全球部分族群母语濒危的现状。分布图显示，在全世界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2500种濒临灭绝。

中国虽不在语言濒危的热点地带，但至少也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其中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和陕晋黄河中游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濒危语言最集中的地区，而满语更是被列为“极度濒危”级别，在五级濒危等级制中排在第四级。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朝克来说，满语的消亡危机不仅仅是调查报告中看到的数据，更是亲眼见到的事实。

2010年7月，朝克（左二）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红花尔基嘎查进行调研。

从事包括满语在内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30余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朝克走遍了满通古斯各民族生活的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掌握了该语族语言的第一手资料，也看到了这些民族语言正在面临的危险。

“在我国约1100万人口的满通古斯诸民族里，使用母语者已减到3万多人，而且基本上处于高龄化人群。更可怕的是，他们还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丢失母语词汇和母语记忆。”朝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现在的他只能不停地开展调研工作，不断地抢救性搜集整理和记录已经濒危或严重濒危的，甚至已经成为碎片化而不成系统的语言符号，尽可能地保存和抢救这些即将消失的民族语言。

30多年的田野调查

7月上旬，朝克刚刚带着几个博士生从东北回到北京。在这次田野调查中，他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走过了兴安岭深处杜拉尔民族乡、萨马街民族乡以及草原深处的莫日格勒民族乡等乡政府所辖的通古斯诸民族生活的边远村落。他说，在通古斯诸民族生活的一些村落，都能清楚地看到河对岸洗衣服的俄罗斯人。通古斯诸民族牧民或猎民生活的一些地方实在是太偏远、太偏僻，有的所谓村寨只有几户人家散落在广袤的山林或偏僻草原，别说没有下榻的旅店，连电话信号都连接不上。然而，越是这样远离现代都市或城镇的偏僻山村及偏远牧场生活的通古斯诸民族保存母语及传统文化越多、越全面、越珍贵。

朝克1982年就开始了这样艰辛的田野调查和科学探索。30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到满通古斯诸民族生活的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在那些艰难的旅途中，没有公路没有汽车，他骑过马、骑过驯鹿，坐过牛车、坐过马车，乘过马拉雪橇、驯鹿雪橇，也乘坐过木筏子、桦皮船、木船，有时一走就走好几天，甚至几天几夜。就这样，他独身一人走过赫哲族及鄂伦春族住过的江河湖泊，走过鄂伦春人及鄂温克人生活的深山老林，走过鄂温克族生活的一望无际的草原，走过满族及锡伯族生活的偏远农村农家。不断地、点点滴滴地搜集整理着那些濒危或严重濒危语言的词汇符号及其错综复杂的语法符号。

朝克说：“那些远离城市的偏远山村牧区保存有弥足珍贵的濒危或严重濒危的语言资料。而且，像这些地方外国研究者基本上没有去过，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拿到那些第一手语言资料。这些是我们的祖先用共同的智慧和劳动留给后人的极其珍贵的语言文化财富和遗产，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抢救和保护它，不要让国外拿走，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我们必须在此学术领域争得学术话语权，占领好学术制高点。”

每到一个调研点，朝克都要与发音合作人或调研对象展开话题进行交流或聊天，在宽松、自然、温馨、快乐的环境中边聊边调研边记录。有很多通古斯诸民族的老人不会汉语，此时朝克精通的通古斯诸语的功夫就会自然派上用场，他会用那些老人最为熟悉的母语进行交流。朝克除熟练掌握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锡伯语、满语等通古斯语族语言之外，还掌握这些老人较熟悉的蒙语、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蒙古语、巴尔虎蒙古语、沃鲁特蒙古语。这也是他在田野调查中能够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优势。

濒危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

据朝克介绍，在我国1000多万满族人中，现在能够使用母语的只有十几人；赫哲语使用者还不足十人；鄂伦春语情况好一些，使用者约有一百来人，实际上熟练使用母语者可能比这还要少得多，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说得很完整。鄂温克语和锡伯语还有较多人在使用。然而，熟练掌握者只有一万多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已经全范围地进入了濒危或严重濒危状态。

导致这种语言濒危或严重濒危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满通古斯各民族生活格局属于小聚居、大分散的结构类型，加上横跨我国东、西两个疆界，所以语言方面很难形成有效语言区域，也连不成语言片，不同语言区间存在的空间距离太大，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之间用彼此熟悉的母语进行交流。他们的母语使用区域，自然成为其他强势语言包围下存在的语言孤岛。朝克说：“例如，锡伯语处于突厥语族语言的使用区内；满语和鄂伦春语及赫哲语完全处于使用汉语的社会环境之中；鄂温克语处于使用蒙古语和汉语的语言区里。正因如此，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受外来语言的影响非常大，从而不断加速他们语言的消失。”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满族和赫哲族只有60～70岁或以上的极其个别老人会本民族语，其他人几乎都失去了使用本族母语的能力，反而均改用了汉语和汉文。

“相比之下，锡伯语和鄂温克语的使用相对好一些。不过，伴随这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的不断普及，与汉族通婚现象越来越多等因素的直接影响，鄂温克语和锡伯语的使用人口比例也急剧下降。”朝克介绍道。

传承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活化石

“民族语言文字蕴藏着本民族特定的思维规则、表现形式、符号系统和历史文化现象，是传承不同民族特有的文明和思想内涵的活化石。”朝克认为，“一旦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濒危或消亡，其中积存和蕴藏的人类文明和文化现象也将随之消失。这会给人类自身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人类的语言、词汇、思维、语法形式和表现手段等都会从丰富逐渐走向单一、枯涩和乏味。”

我国东北寒温带或温寒带山林草原及边疆地区的很多山河、草木、昆虫、动植物的名称源自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进行抢救性搜集整理和保护，那么我们在未来的语言交流中只能用‘这种树’‘那种草’‘这种昆虫’等来表述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富有的山水和动植物了，却无法叫出它们的名称。那是一个多么单调无味而没有生命力的语言交流呀。”朝克感叹道，“我们知道浩瀚的兴安岭及其辽阔无边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动植物与山水湖泊均有特定的名称或叫法，这是满通古斯诸民族的祖先用千百年的劳动和智慧共同创造的语言财富、语言符号系统、语法表现手段，其中包含有他们先民的生活、劳动、智慧、文化和文明。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十分成熟、严谨、完美而极其丰富的语言符号系统，与这些符号系统相配套的是深远、独特、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同样致力于满通古斯语言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赵杰说：“过去，我们说语言是一个交际工具，后来说是思维工具、文化传承工具和联络感情的工具。我想说的是，语言还是一个民族的第二表情，是再现本民族古代文化信息的映射器。对满通古斯语族进行深入研究，就像拿镜子将满通古斯语族先民的发展历程清清楚楚地照出来。”

如何抢救和保护

我国在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上有其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个基础来自于我国优秀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使得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赫哲族、哈尼族等将本民族母语带入到21世纪的今天，至今保存着自己的语言。”朝克介绍说。

近年来，为保护民族语言，国家还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开展了少数民族濒危或严重濒危语言文化现状的一系列大调查和启动了一系列重大抢救、保护、研究项目，还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数据库”“建立少数民族‘双语’环境建设示范区”等工程。所有这些，为濒危或严重濒危民族语言文化的抢救性保护作出了很多贡献。“在此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还很艰辛。”朝克说。

今年1月，朝克将30多年的田野调查实践中搜集整理并研究的成果撰写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三本书，共计250余万字。

作为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朝克也在不断呼吁对濒危民族语言的关注和保护。在进行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他提出建立健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加大边疆地区群众文化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中国民族古文字博物馆、中国民族文学博物馆和各少数民族风俗博物馆，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中注重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等建议和意见。

“通过抢救这些濒危或严重濒危语言，我们希望能把他们的祖先，也就是我们的先民早期用共同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古老文化与文明留给今天，也留给无限的未来的人类。”朝克认为，现在抢救和保护这些濒危或严重濒危民族语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完整地、实实在在而科学地记录下来、保存下来”。

今年1月，朝克在过去30多年田野调查、搜集整理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系列著作，包括《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三本。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一书中，朝克首次对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以及女真语共3000条基本词汇的来源及其词源关系作了科学分析。《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堪称第一部对中国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和女真语六种语言以及女真文、满文、锡伯文三种文字的研究成果与资料。在书中，朝克对该语族语言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与原始语言资料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则对中国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和女真语共5000条基本词汇作了全面比较。

国内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

对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从17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在各个研究阶段，国内外研究者取得了不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今天对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抢救和保护奠定了基础。

17世纪初

国外开始对女真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当时，朝鲜王朝司译院设立女真学厅，对女真文资料进行大量翻译，并编写女真文教科书。

满语研究开始，留下了大量满文书籍和历史资料，其中也有不少满语研究著作、满语教材、满语满文词典等，如沈启亮的《大清全书》、清代官修的不同语种对照的系列辞书《清文鉴》、清舞格的《清文启蒙》等。

18世纪末

国外开始有一定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先后问世。

19世纪中后期

西方人开始研究女真语，产生了伟烈、戴维里亚、葛鲁贝以及日本的白鸟库吉等女真语专家学者，他们主要以《女真译语》等早期女真语资料为基础，对女真语展开学术讨论。

20世纪初期~40年代末

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工作的侧重点，几乎放在了有关女真文文献资料、女真字碑文、女真字研究以及满文文献资料、满文档案、满文墓碑文的考证、注释、分析整理，以及满语词汇的研究等方面。

在国外，以西方的李盖提、克恰诺夫、康丹，日本的桑原骘藏、石田干之助、鸟居龙藏、渡边熏太郎、园田一龟、田村实造、山本守、山路广明和韩国的李基文等为代表，出现了一批女真语专家学者。

日本的一些学者在对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词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刊印过有关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基本词汇方面的小册子。

国内外有关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科研成果里开始出现分析研究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语音、词汇及语法方面的有关内容。

1947年，对锡伯族当时使用的满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补充，从而创制了锡伯族现在使用的所谓的锡伯文。

20世纪40年代后期~70年代后期

国内外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专家学者，对满语满文以及女真文开展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对于通古斯诸语言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了科学分析整理和归类。

20世纪70年代后期~21世纪初

女真语研究方面，较系统而全面地讨论了女真语基本结构特征，包括女真语语音系统、词汇结构、相关语法现象和形态变化原理、文字的形成和使用关系等方面的学术问题。

满语研究方面，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先后成立了满学会或相关研究机构，国内也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满通古斯语研究组、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出版和发表了全面而系统的满语语法研究成果，同时对现存满语口语语法进行较有深度和广度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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