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对招生公平的威胁来自方方面面，既有来自公权力的，还有来自利益需要的，更多的是来自人情关系的。

一个学生申请若干所大学，拿到若干所大学录取通知书，才是对教育的最大监督。很可惜，长期以来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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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清华只有一分之差”“我离一本线只有一分之差”……当高考录取通知书像雪片一样发出之时，有一种痛叫“一分之差”。

回忆起为了提高一两分，以便在高考时多推进几个名次，李明明（化名）向《中国科学报》记者直言“太痛苦”。“远离了一切课外活动、特长爱好，总是在熬夜复习、请大学老师做辅导……我完全成为了考试的机器。”只是“临门一脚”，他还是以一分之差错过了复旦大学，这足以让他记住一辈子。

按照现行的高考录取规则，分分必较是每一名考生逃不掉的宿命。为了提高分数，考生要“牺牲”提高综合素质的时间，去追求分数带来的回报，而这种回报还时常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分分必较也成为当前高考制度下，最为人所批判的弊病之一。

针对这一问题，日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招生标准和自主录取机制，从“招考分离”开始，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形成高校自主招生、高校和学生双向多选的招生录取制度，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

这种思路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启迪呢？它是否具有可行性？

一种思路

事实上，有关解决“分分必较”的高考改革，大学一直都在探索。

最近一项打破“分分必较”的高考改革，是上海交通大学出台的综合评价录取改革，以高考成绩占60%，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占30%，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占10%考核学生，目前仅限于试点学院工科试验班类招生。

在它之前，从2011年起浙江两所高校实现“三位一体”改革，如今试点高校已达34所， 2012年南方科技大学尝试过多元化招生，包括此次上海交大改革在内，改革后的招生方案大致都由高考成绩、中学学业水平综合评价、大学评价三部分组成。

尽管这些改革都代表了进步的方向，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目前的改革思路是将等级化的高中学业成绩折合为高考总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由各省分别实施，评价的科学性、成绩的可比性、考试的公平性都存在一定问题。更重要的是，考试之后采取统一招生，把学生的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录取，最后难免落入分分必较的窠臼。

那么，“分分必较”难题是否真的有破解之道？在熊丙奇看来，实现招考分离，才能真正实现多元化评价体系。

招考分离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怎么把它落地，各方均在探索。

此次，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当然，此“恢复全国统考”与舆论中常见的“恢复全国统考”并不是一回事儿。

熊丙奇告诉记者，他们希望在2017年推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测试，这项测试包括基本学习能力测试和指定科目考试，适用于高水平大学的自主招生。全国性测试一年进行2至3次，通过全国性测试、大学面试的考生，可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换句话说，考生可直接被几所高水平大学同时录取，而无须参加分省命题的高考。与此同时，仍然保留分省命题的高考制度，使之服务于地方院校招生。

“到了2012年左右，我们不断去推进、落实全国性测试，吸引所有的高水平大学、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加入，就会逐渐过度为一个基于全国统一测试基础上的多元评价体系，即‘全国统考’。”熊丙奇表示，形成多元化的招生标准和自主录取机制，才是破除“唯分数论”的关键。

效率之争

听了《建议》中的方案，李明明的第一反应是“又要考试，又要增加负担了”。参加一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已经把他折腾得够呛，如果高中要经历多场关乎高考成绩的考试，之后还要申请多所高校、参加诸多面试，李明明自然不愿意。

李明明所说的“负担”是否存在？熊丙奇举例解释，美国SAT考试一年考7次，并没有造成学生的学业负担。基础学习能力测试可以把学生参加高考一模、二模、三模等模拟考试的时间作为参加全国性测试的时间，这样做可以把每次考试成绩转化为有效成绩，降低一次考试的风险率。同时，基础学习能力测试也可以取代“北约”“华约”“卓越联盟”的笔试，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还可以增加选择机会。

记者拿着《建议》中的方案，咨询了某“211工程”高校招生处教师。他的疑问则是“中国的考生众多，如果实施该方案，在招生管理、招生效率上恐怕要大打折扣”。

熊丙奇解释，《建议》并没有要求所有的大学采取该评价体系，主要针对的是高水平大学，“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每年招生人数在50万人左右，在可行性上并不存在问题。

实际上，不同类型高校采取不同评价体系，在国外也是如此。如美国社区学院、职业院校采取注册入学、申请入学，综合性大学的录取则要经过SAT考试、申请、面试等程序。

熊丙奇表示，现在用一张卷子来评价、录取学生并不精准，虽然可以很快完成招生录取，但实际上高校并没有办法招到自己想要的学生。“给招生部门制造压力是毫无疑问的，全世界范围内许多高校都是设立招生委员会进行常年招生。把招生工作从行政职能向专业化推进，对我国高校是一个全新挑战，但这本身也是促进高校转变办学理念的重要做法。”

公平之争

公平一直就是高考改革争议的焦点。记者留意到，上海交大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后，许多公众的第一反应不是为改革叫好，而是质疑其中的公平性。那么，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否存在公平漏洞？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认为，把高中学业成绩纳入高校录取范围，在我国是否可行值得商榷。把高中学业成绩折合为高考总分就是把高考风险下放到了所有中学。另外，《建议》中提出的指定科目考试——高校针对不同学科专业提出的加试科目，一般不多于2门，又把公平的责任和风险转移给了高校。

在别敦荣看来，中学是高校生源的培养单位，高校是中学生源的接受单位，这两家共同考核学生固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对招生公平的威胁来自方方面面，既有来自公权力的，还有来自利益需要的，更多的是来自人情关系的。公权力、利益需要践踏高考招生、录取公平的事情并不少见，从人情出发威胁高考公平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高考招生的公平远远不是任何一所高校、中学能够保证的。实践证明，只有将高考置于整个国家机器控制之下，才有可能实现高考招生录取公平。”

熊丙奇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有关公平的争议是因为公众不了解公平从何而来，公众所希望的公平来自于政府的管制，并认为政府管理得越严格就越有公平，但问题在于有权力的制约才有公平。“我们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权力不会自己关进笼子，而是要靠公众的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

什么是公众的权力？在他看来，对教育而言就是选择权，国外大学的自由申请制度、自由转学制度时时刻刻把权力交给公众，通过选择权来监督教育发展。“一个学生申请若干所大学，拿到若干所大学录取通知书，才是对教育的最大监督。很可惜，长期以来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权利，这就好比告诉老百姓你有选票，可以选国家领导人，他反问你，是真的吗？”

“当然，为了保障公平，学校建立权力监督机制将是一个必须的步骤。”熊丙奇表示，作为高水平大学，包括招生标准、招生结果、招生报告在内的所有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透明。同时，如果政府部门愿意放权，应与高校签订协议，规范其使用好招生权。

背后的思考

那么，招考分离究竟能否解决“分分必较”的难题呢？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别敦荣认为，在高校教育教学没有根本改革之前，即便实现了招考分离也达不到所希望的结果。而这一问题直指国内整个高等教育——大学注重让学生掌握教材知识、教师传授的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对关心人、社会、自然的强调。“招考分离的确能为高考改革提供一定的启发，但就《建议》中所提出的方案而言，它可以在‘实验室环境’下尝试，但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可行性并不大。”

事实上，招考分离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多年来一直呼吁的举措。他们曾于2007年发布首份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并于2009年《规划纲要》问计于民时再次发布方案升级版，如今在国家高考制度改革政策酝酿时期，再次提出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

但是，为什么呼吁多年的改革思路却没有办法实现？

熊丙奇表示，计划录取制度背后的放权问题，多年难以解决。如果真正实现双向选择、招考分离，投档权将不再属于主导教育改革的各地考试院，而是高校；如果一所高校计划招收2000名学生，至少就要发出3000份录取通知书，教育管理部门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计划审批权就要交给高校；如果高校可以自主招生、自由管理，学生以学业测试成绩和大学成绩转学，教育部门制定的学籍管理又将发生改变。

“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说，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作出选择，这意味着考试组织权、招生权、学生选择权都会逐渐落到社会机构、学校和学生身上，问题是一方面政府愿不愿意放权，另一方面是怎么建立放权之后的制约机制，用好这个权力。前提是要放权，在不放权基础上的改革更多是折腾。”熊丙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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