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减少多样性。将PNAS改变成一本标准的杂志，在我看来是不必要的。

美国国家科学院大楼于1924年建成。

图片来源：Maxwell MacKenzie

今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院新增105名院士。成为院士对一名科学家来说是最具声望的荣誉之一，它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通过“贡献发表”渠道，院士每年可以在该机构的知名杂志——《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4篇论文。这种特殊方式还允许作者挑选其论文的评议员。

对许多院士来说，这种特权方式正是PNAS的吸引力所在。但是对一些科学家来说，它让PNAS看起来像一个老男孩俱乐部。“抱残守缺？它确实如此。”2011年，内布拉斯大学生化学家Steve Caplan在一篇博文中写道，这种渠道可以成为一些论文的“垃圾回收场”。PNAS的编辑正在试图消除这种看法。

通过对PNAS近10年的论文进行分析之后，《自然》杂志发现，只有少数科学家利用上述方式发表论文的数量达到限额，包括科学界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其中6位是PNAS编委过去或现在的成员。这些科学家表示，使用“贡献”渠道的主要动机是对其他高声望杂志的同行评议过程的强烈失望，他们认为在那些杂志上发表论文是费力的。

《自然》杂志还发现，PNAS在防止滥用“贡献”渠道和提高通过该渠道发表的论文的质量上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尽管这些论文的引用率比那些经过标准同行评议过程的论文要低，但近些年这一差距已经缩小。“我们在这方面真的很努力。”英国剑桥大学生物物理学家、PNAS副主编Alan Fersht说道。

发表特权

院士发表论文的有利条件深植于PNAS的“DNA”中。该期刊在1914年成立时有着明确的目标，即发表院士的“对研究有更重要贡献的作品”。这导致了两种发表渠道的产生：贡献论文与“交流”论文，后者由非院士提交，须经过同行评议。这两种渠道是在PNAS发表论文的唯一方式，直到199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化学家Nicholas Cozzarelli担任PNAS总编辑时，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他引入了“直接提交”方式，操作过程更加接近其他期刊。在该方式中，论文必须首先经过一名编委的初审，然后被分配到一位独立的编辑那里并组织同行评议，这位编辑可以是院士或者客座编辑。

从1972年开始，PNAS对院士提交的论文数量进行限制，目前实施的“每年最多4篇”的政策于1996年确定。现在，发表于PNAS上的论文超过3/4来自于“直接提交”渠道。但这些论文被接受的可能性远低于院士提交的论文。

不过相关数据表明，2004年到2013年期间，在超过3100名可以使用贡献渠道发表论文的科学家中，只有不到1400人采用了该方式。使用贡献渠道的大多数院士也很少这么做：大多数人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不到一篇。只有一小部分人持续通过这种渠道发表论文。

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神经学家Solomon Snyder等科学家，很少或从不使用贡献渠道之外的方式在PNAS上发表论文。而其他人，包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免疫学家Tak Mak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癌症研究人员Carlo Croce等，则会定期使用“直接提交”方式发表论文。

自行控制审查过程可以带来好处。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科学家表示，能够自己选择审查人员是确保他们能够真正理解材料的最好方法。“例如，化学家对糖生物学知之甚少。”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研究糖化学和生物学的Chi-Huey Wong说道。

不过对其他人来说，例如持续使用其每年4篇论文配额的Croce，贡献渠道的吸引力可以归结为一个词：速度。一些经常使用贡献渠道的人表示，他们有些论文在《自然》《科学》或《细胞》杂志的滞留状态会持续长达两年，草稿要经过多重评审与修订。

《科学》与《自然》所提交的数据表明，其发表论文所花费的时间要比PNAS贡献渠道慢几倍。《细胞》拒绝提供数据，不过，在期刊之间进行比较十分困难，因为每个期刊对于修订后的草稿是否属于“新”提交论文有着不同的政策。

许多使用贡献渠道的科学家相信，知名期刊上日益激烈的版面竞争已经令编辑和评议者的要求变得更高。“在PNAS上发表4篇文章，比在其他知名杂志发表论文所遭遇的失败更少，这是值得的。”Snyder说。包括Snyder和Mak在内的一些特权使用者补充称，贡献渠道对于其实验室中正在找工作、需要将论文发表在知名期刊上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学生更有好处。

科学家除了指责《自然》和《科学》杂志挑剔的评议过程外，还抱怨它们的编辑总是追求前沿科学。“总是采用那些看起来流行的研究并不能造就好的科学。”Croce表示。

是否改变

大多数科学家希望推进自己事业的难题在于，他们无法使用PNAS的贡献渠道。难怪PNAS总编一直被“PNAS是院士俱乐部”的观点所困扰。“我们想要消除这种看法。”PNAS现任总编、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基因治疗科学家Inder Verma说道。

通过直接提交方式发表的论文数量稳定增长证明了Verma和同事为吸引非院士所付出的努力。院士也对该政策表示欢迎，也许是因为它可以让这些科学家不再面对同事发表论文的请求。

不过说服院士放弃其发表特权则困难得多。最热衷于使用贡献渠道的院士认为，他们的论文也会得到彻底的审查。“我所选择的评议者都是那些能为论文提供最好评议的人，而我几乎不认识他们。”Fersht称。“这并不是在搭顺风车。”Mak同意他的看法。

PNAS也试图通过禁止院士选择其最近的合作者担任评议员的方式避免利益冲突。现行规定禁止科学家选择其在过去4年中曾合作过的科学家担任评议员。PNAS的编委如果认为院士存在滥用特权的行为，也可以介入论文审查。

但这些并未平息人们对贡献渠道的指责，有证据表明通过贡献渠道发表的论文影响力要低于那些正常渠道发表的论文。2009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David Rand和进化生物学家Thomas Pfeiffer对从2004年6月到2005年4月发表在PNAS上的论文引用量进行分析，发现通过贡献渠道发表的论文引用量低于那些通过直接提交和交流渠道发表的论文。

虽然引用量并不是评判论文影响力的唯一方式，但它是最可行并被广泛使用的衡量指标。不过《自然》杂志的分析表明，这些论文引用量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并且正在减小。

随着PNAS进入它的第二个百年，关于其特殊发表机制的争论肯定会继续下去。但是对于那些从这种独特的发表渠道受益的人来说，PNAS的机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我想，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减少多样性。”诺贝尔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Thomas Südhof表示，“将PNAS改变成一本标准的杂志，在我看来是不必要的。”（张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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