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赵广立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如果要一口气说出10个令人担忧的环境问题，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垃圾围城、沙尘、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退化……这一串熟悉的词汇几乎可以脱口而出。这其中，沙尘、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退化都能找到同一个元凶，那就是曾被称为“地球的癌症”的荒漠化。

目前，关于我国荒漠化情况的官方报告，仍止于国家林业局于2009~2010年组织相关部门的单位和专家开展的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截至2009年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平方公里。两者分别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27.33%和18.03%。

对于一个从1979年就下定决心改善生态环境的国家而言（1979年我国政府决定开展“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工程期限70年），这数字读来触目惊心。我国荒漠化现状如何？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荒漠化仍是心腹之患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治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学术上把中国土地荒漠化类型划分为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冻融荒漠化、盐渍荒漠化四种类型，但这掩盖不了人类活动是导致我国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因素。

人为因素既包括来自人口激增对环境的压力，又包括过度樵采，过度放牧，过度开垦，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以及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人类的不当活动。

“过去强调人类活动的破坏作用，但荒漠化的自然根源是脆弱的生态环境。”董治宝提醒，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作用于脆弱的生态环境，才造成了植被破坏，荒漠化现象开始出现、发展。

荒漠化程度及其在空间的扩展受干旱程度和人畜对土地压力强度的双重影响。荒漠化也存在着逆转和自我恢复的可能性，同样，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及荒漠化逆转进程的长短受不同自然条件（特别是水分条件）、地表情况和人为活动强度的影响。

监测显示，受过度放牧、滥开垦、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降水量偏少等综合因素的共同影响，川西北高原、塔里木河下游等区域的沙化土地处于扩展状态，但扩展速度已经趋缓。

世界上的荒漠地区，一般分布在南北纬15度~35度之间，除南极洲外，世界各大洲100多个国家都有荒漠分布。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中国的荒漠地带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向北推进了大约10个纬度，以400毫米降雨线为界。8大沙漠、4大沙地大都盘踞在我国西北部地区。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每年都要面临20~38天的沙尘天气，沙尘暴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百亿元。除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外，全国30个省区都有沙化土地分布，近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困扰。

国家林业局2011年1月发布的《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下简称《公报》）显示，监测分析表明，我国土地荒漠化、沙化的严峻形势尚未根本改变，土地沙化仍然是当前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

《公报》同时指出，我国北方荒漠化地区植被总体上仍处于初步恢复阶段，自我调节能力仍较弱，稳定性仍较差，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人为活动对荒漠植被的负面影响远未消除，超载放牧、盲目开垦、滥采滥挖和不合理利用水资源等破坏植被行为依然存在；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象灾害（如持续干旱等）频繁发生，对植被建设和恢复影响甚大，土地荒漠化、沙化的危险仍然存在。

《公报》总结称，土地荒漠化、沙化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严重威胁国家生态安全，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加大力度，加速荒漠化、沙化防治刻不容缓。

再次摸底普查

2014年初，我国正式启动了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作，以期通过遥感与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技术方法，及时掌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的最新状况及其动态变化。预计此次监测工作将于2015年6月完成。

“中国是系统开展沙漠化研究较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长期监测荒漠化的国家。”董治宝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以往的荒漠化监测结果，为国家认识沙漠化的成因与过程，以及制定荒漠化防治规划，如重点防治区域、防治措施的选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认为本次荒漠化普查将提供两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准确评估荒漠化防治工程效益，为更有效地防治荒漠化提供决策依据；二是更准确地认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荒漠化中的作用，评估未来气候变化情境下，荒漠化的发展趋势，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依据。”

教育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孙保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信息更加完善的调查数据无疑对此后相关研究、荒漠化防治、生态建设而言都非常重要，而地面调查与遥感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调查手段，能够保证调查数据的实用性。

“在对荒漠化情况的摸底普查中，还可能会引用一些社会统计数据，这些调查手段得到的调查数据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出入。不过正是需要不同方法的相互印证与证伪，才能保证整个调查过程做到严谨、细致，得到的数据才更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孙保平说。

尊重自然

中国的沙漠化防治工作在无数人的默默付出中一路前行。在蓝天与黄沙中探索治沙的方式，在风沙纷飞的大漠寻求治沙的答案，这无疑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防沙治沙的知识还比较有限，因此人们在沙漠和沙地上单纯地种植了大量的杨树和榆树。虽然短期内也起到了一定的防沙作用，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荒漠化的治理不仅仅是单纯植树这么简单，更不是一项短期的事业，而需要长期的坚持。”孙保平说。

“我们先后开展过多项大型以生态恢复为目的的生态工程，如‘三北’防护林、京津冀治沙防沙工程、三江源等重要水源地的保护工程，这样的国家行为、生态文明建设行为，基本都是选择一些荒漠化严重的地区，开展重点治理。虽然某些地区暂时控制住了荒漠化的扩张，但于大范围的荒漠化区域而言，生态环境仍然脆弱。”孙保平说，防治工作不能忽视荒漠化生态系统作为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个前提。

当前，虽然沙区荒漠化面积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净减少，但是局部问题仍在扩展，治理难度也日益增大。而且，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治理成果极易发生逆转。

“一旦治理成果发生了逆转，要挽救回来是非常困难的，可能需要再付出几倍、十几倍的努力。因此在脆弱地区，进行农业畜牧业或其他生产过程时需要非常小心。必须要以保护维持生态的基本平衡作为基本出发点。”孙保平说。

董治宝则指出，北方部分地区沙漠化大面积逆转，既有防治的作用，也有气候的作用。“降雨量的增加和大风的减少对缓解北方沙漠化和沙尘暴是很关键的因素。”

“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自然恢复对沙漠化的全面逆转也是很重要的。人类采取的防沙措施只是一方面，沙漠化防治中最大的问题是要充分尊重自然，实现可持续。”董治宝说，尊重自然有两层含义，一是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二是注意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董治宝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宣传的一些防沙治沙先进典型，如内蒙、陕北等地，都是通过植树造林，大都以巨大的水资源消耗为代价，不可持续也不可能大面积推广。“未来的沙漠化防治需要对已有的防沙工程进行全面评估，探索可持续的防沙途径。”

探索因地制宜的可持续防治之路

“过去的防沙治沙，更多的是国家想做的工程，是规划设计人员想做的工程，而并不一定是老百姓真正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今后，应该把当地百姓的利益作为治沙的出发点，调动当地百姓的积极性。”孙保平说，“如果我们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了防护而防护，没有生产发展，那么荒漠化的防治工作就不会有持续性，最终的结果还会是昨天的样子。”

库布齐沙漠经过多年的治理，目前的生态环境大为改观，也验证了荒漠化的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工作。孙保平认为，社会力量的介入、沙产业的涌现给这片荒漠注入了绿色的动力，代表着可持续防治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这个转变不会特别困难，但需要从政府层面引导，包括政府支持、优惠政策，特别是土地管理政策。”孙保平说，在当前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各地土地流转方式各不相同，实际上限制了整个防沙治沙工程方式的转变。

“要把防沙治沙真正纳入当地的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孙保平指出，不仅要把生态保护与经济活动相结合，还要涵盖科学的管理体系，因地制宜开展可持续的沙产业。

孙保平解释说，因地制宜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的是尊重当地自然生境、保护当地特有物种、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另一方面是指要注意尊重当地的人文环境。

“尊重民族习惯，与防沙治沙、发展沙产业也有很大关系。只有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当地的自然规律，了解了当地文化，才更容易达到理想的发展状态。”孙保平说，因地制宜就是要将当地物种的保护与发展，跟我们的技术有机地结合。

“沙产业构想认识到沙漠中的资源对人类有利的一面，对沙漠及沙漠化土地既开发又保护，协调沙漠化防治中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董治宝认为，沙产业虽然不能认为是解决沙漠化问题的终极手段，但至少应当是未来沙漠化防治的方向。

“这种认识上的飞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人类今天已经可以利用新能源技术、节水技术、生物技术、农业技术等开发利用沙漠资源，妥善协调防沙与地区发展的关系，以获得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董治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