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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研究院为何被遗忘 |
■刘晓
【人们对北平研究院的关注——相对于它在中国科学事业建制化过程中的贡献而言,显得极不相称。】
成立于1928年6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和成立于1929年9月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是1949年前我国两个最重要的“国字号”大型综合科研机构,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进程的基本完成。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同时筹备并相继挂牌,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社会条件也基本相同,它们的创建者和主持人之间也有紧密的联系与互动。但两个机构的组织形式、学术群体、战略布局、研究旨趣和历史地位等却不尽相同。
目前,人们对北平研究院的关注——相对于它在中国科学事业建制化过程中的贡献,还显得极不相称。同样,相比于蔡元培及留美学人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文化与学术史上均留下的显赫声名,北平研究院的创始人李石曾及留法学人群体则几乎被人遗忘。
据统计,1949年前归国的科技人员,留法群体只占4%,位居美、英、日、德之后。然而,在近代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留法群体曾一度与留美学人相抗衡。
留法群体对法国的体制和文化极为推崇,长期致力在中国实践。他们保持与法国知识界的紧密联系,从而形成特有的文化现象,以至于有“法国文化派”之称。
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科学研究的重心由大学向研究所转移。李石曾有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研究的经历,蔡元培则了解德国成立威廉皇帝学会的创新意义。两个研究院的奠基者均重视开展具体的科学研究,因此两院没有效仿西方传统科学院的院士(会员)制度,而是直接采用了“研究所”模式。
在体制方面,北平研究院更具有探索性。不仅设立了完备的行政体系,还将研究所与研究会并立,研究会实行会员制。北平研究院还率先召开“学术会议”,为会员(相当于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延续了这种研究所体制,而且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北平研究院的行政体系。
科学研究方面,虽然法国科学的整体水平在西方国家中并不突出,但仍有其优势。
其一是物理领域,有两代居里夫妇、郎之万等科学大家,他们与北平研究院均有联系。郎之万是北平研究院聘任的唯一名誉研究员,居里夫人的第一位中国学生郑大章、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过的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等都进入了北平研究院。严济慈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成绩居国内领先,在法国发表论文数十篇,郎之万、狄拉克、玻尔等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都曾到访。而且,效仿巴黎镭学研究所,在居里夫人的帮助下,北平研究院也设立镭学研究所,并于1948年改组为原子学研究所,这是我国当时唯一的核物理研究机构,后来在钱三强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核物理事业即从这里起步。
其二是生物学领域。法国既有雄厚的博物学传统,也有巴斯德研究所这样先进的实验生物学机构。李石曾本人还在巴斯德研究所率先用化学方法研究大豆并发表专著。北平研究院的生物学研究门类较为齐全,建院之初即分设三个研究所,分别从事动物学、植物学和生理学研究。
当然,受制于这些特点,北平研究院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世界影响持续降低。过于倚重法国,使得北平研究院的学术资源难以为继。政府没有发展科学的长远规划,经费投入一直没有增加,研究规模得不到扩充。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担负了太多的社会职能。加之,“留法派”的特色使得研究人员长期稳定,与外界形不成流动和互动,密切合作的高校仅中法大学一家,致使其科学研究和社会意义也较少为外界所关注。直到后期,北平研究院撤销了与科学研究关系不大的各类研究会和附设机构,打破地域界限,在上海、陕西、昆明等地建立机构,广泛引进留学各国的人才,简化了行政体系,其地方性和法国色彩才逐渐淡化。
《中国科学报》 (2014-06-06 第19版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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