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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崖天书”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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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红崖天书”》，林国恩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年1 月出版
■本报记者 王俊宁
■本报记者 王俊宁
在远近闻名的贵州黄果树瀑布以西15华里处，有一块巨大的浅红色绝壁，壁长100米，高达30多米，石壁上有20余个深红色的形似古文的符号，似篆非篆，若隶非隶，非镌非刻，横不成行，竖不成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似文非文，似画非画，这就是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
关于这部神秘的“天书”，自明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破译热潮，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红崖文化”现象。
系统工程学的研究方法
2014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破解“红崖天书”》一书，这本书记录了作者林国恩破译“红崖天书”的过程和结果，获得了“上海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的资助。
1990年的一天，身为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的林国恩偶然从《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中了解到了“红崖天书”，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作上。
“根据我的查阅，历史上对‘红崖天书’的研究共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的代表人物是明朝嘉靖举人邵元善；第二次高潮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当时的人们纷纷拓印天书，或考证，或收藏，或以之送礼；第三次高潮是近十年的事了，其间更多的学者试图从更多的角度对‘天书’作出解释。”林国恩告诉记者。
“破解‘红崖天书’是一项烦琐浩大的工程，需要具备综合知识储备。”林国恩指出，“为此我与同济大学地质学教授景学立一起，为了确认摹本采用了地质分析的方法，根据岩层下面的痕迹与二十多种摹本相比较，确认了原迹摹本作为依据。”
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可谓沥尽心血。拿查字典来说，“天书”中有50多个字，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中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此外，他还要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书籍，甚至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晚躺在床上冥思苦想。
值得一提的是，工程师的身份为他破解“红崖天书”提供了很有力的支持。“优势在于我对结构比较了解，在整体上也有把握。”林国恩告诉记者，“我可以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古代文史研究相结合，用系统工程学的研究方法，对掌握的各种历史资料进行综合的科学分析。其间三上贵州，实地考证。”
林国恩的推断
1997年，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将研究结果写成10万字的论文。1999年，他正式发表研究成果。同年，贵州省文化厅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了林国恩破译“红崖天书”学术报告会，认定“红崖天书”被林国恩所破译。
林国恩对“红崖天书”的破译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
而从内容上来分析，林国恩认为“红崖天书”成书约在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
林国恩解释说，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篡位之后，便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在躲避了数月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崖之上。
林国恩的破译成果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广泛关注。
现在多数文史学者均认同林国恩的这一破译。当然，这毕竟是一新鲜事物，也有少数人持质疑态度。即使这样，林国恩的破译，至少也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一家之说，这其中凝聚了许多智慧的结晶，具有开拓、创新的认识价值。
文化与艺术价值
“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人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
这是贵州西南大山深处世代流传的一首民谣，意思是说谁要是能够识破红岩碑上的“红崖天书”，就可以打开它那玄妙的“天门”，兑现获得十八抬金银的奖赏。
关于破解“红崖天书”奖赏的消息并不少。1995年，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贵州安顺行署专员“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的消息。2007年农历新年，也有中国贵州省关岭县宣布“悬赏”100万元，向全球征集破译解释“红崖天书”之谜的消息。
林国恩说：“至今还在宣称‘红崖天书’没有被破解掉，可能是为了继续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吧，继续保持‘红崖天书’的神秘色彩，吸引游客注意。”
痴迷于“红崖天书”研究的林国恩说：“我现在对‘红崖天书’的研究仍然没有停止。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出版这样的书，对于重视文化传承、鼓励人们向未知领域勇于探索，无疑会起着积极的作用，也一定会促进古碑文、书法史、明史等科学研究的发展。我希望能够好好宣扬中国文化，或者将其中的故事改编成历史剧，继续发现新的历史资料。”
《中国科学报》 (2014-04-11 第18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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