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农牧交错带

摘自：历史视角下的黄土高原演变规律及规划启示

原文作者：李方舟（自然资源部测绘发展研究中心）

...

 历史时期，虽然我国北方的农牧分界线几经摆动，但始终穿过黄土高原地区。

 新石器时代，由于原始氏族居民人数不多，农田与牧场尚不固定，也不连片。至西周初期，距今3000年前，气候趋于干冷，许多游牧部族先后进据黄土高原西部与北部，而原先在此居住，从事农业耕作的部族或退至关中、晋西南、豫西北平原地带，甚至黄河下游地区，或被新来的游牧部族同化。这使集聚在关中泾渭河流域、晋西南汾涑河流域与豫西北伊洛河流域的炎黄部族利用其更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对周围小国的兼并使得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中心的主要农业地区不断扩张。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晋国对今山西中北部及东部地区的农业开发。而秦国嬴政当政后，在关中修建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使渭河以北4万余顷农田得到灌溉，关中农业生产更加发达。至战国晚年，黄土高原主要农业地区的北界推到了太原—龙门—宝鸡一线。

秦、西汉时期，在国都咸阳、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大力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使关中与晋西南、豫西北平原地区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农业经济区。并历时百余年，先后数次向黄土高原地区北部与西部移民，大力开垦农田，使得主要农业区的北界推展至阴山与贺兰山脚下，新秦中、内蒙古与宁夏的河套平原以及兰州附近的河谷平原地区也发展成立新的主要农业区。当然，黄土高原上还有相当面积的牧区与林区，陇东、宁南经陕北至晋中一带分布一系列的官马场。

东汉初年，数以百万级的游牧民族内徙，居住于黄土高原北部与西部，汉族居民则大幅减少，太原—龙门—宝鸡一线以北部分又开始由农转牧。永和以后，东汉政府对黄土高原西北部的统治削弱，至黄巾起义，趋于瓦解。自此，农耕区域大致退缩至山西吕梁山与关中北山以南，基本恢复至春秋战国的状态。以上格局持续200余年，至北魏才有所改变。

隋、唐两朝均建都长安，非常重视黄土高原地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通过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并在关中地区大肆兴修农田水利工程，使关中与晋西南、豫西北平原地区农产丰足。此外，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银川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黄土丘陵地区等西北边地的农业生产，大力屯田，兴修水利。与此同时，唐朝为增强军事力量，高度重视养马，在京畿道外围的陇右道东部、关内道南部与河东道广设牧监、牧坊，由官府集中经营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规模远超西汉时的牧苑。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对地方失去控制，土地兼并加剧，大批贫困农民或沦为佃户，或逃往边州外县的草莽密林，依靠垦种荒原为生，黄土丘陵山塬地区的森林草原由此受到严重毁坏。

北宋与辽、西夏对峙阶段，北宋控制的关中、山西汾涑河平原与豫西北伊洛河流域均是主要农业地区。黄土丘陵山塬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宜牧，又接近游牧民族居住地，直至北宋初，仍是半农半牧混杂区。至北宋，为抗御辽与西夏南下，沿边州、县、军、监派驻大量军队，修建堡塞，就地屯田。而至金与西夏对峙时期，由于长期战乱，不仅无定河流域横山一带的边民无法耕种，连银川平原与灵州等主要农业地区也受战争破坏。金人入主中原，统辖黄土高原西南地区，重视发展关中、晋西南、豫西北等传统农业区，并在边境发展农业，于晋北、陕北、陇东、宁南、陇西等边境诸州推行屯田，鼓励百姓开垦牧马地及官荒地，使耕地范围扩大。

元代随着蒙古贵族大批进入中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迁，元政府在许多地方，甚至内地农区圈建官营牧场，使北方地区农耕面积明显缩小；同时，元政府又大量北迁内地农户至北部边境屯田。使得自晋北恒山，经陕北白于山、宁南六盘山、陇西华家岭与马衔山成为元代农牧分界线。

明代土木堡之役后，明沿今山西、陕西、宁夏三省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线修建长城设防固守，这使明长城成为黄土高原内的农牧分界线，较元代略为北移。明代也大兴军屯与民屯，以求就地解决驻军粮食供应，这使得明长城内延边一带开垦屯田风气炽盛。与此同时，明政府于边墙以南大兴马政，使得固原与平凉以北成为牧地。边墙外区域，鄂尔多斯高原与内蒙古河套地区成为半农半牧生产区。

清朝时期，以长城为界，以南为农业区，以北为半农半牧区。一是因为明长城的修建已考虑屯田垦殖需要，与自然地带吻合；二来清初为隔离蒙、汉人民分而治之，也以明长城为界，禁绝汉人越界进入蒙地从事生产。但因康熙年间之后人口暴增，清朝农牧格局较明朝仍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