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植被变化与土壤侵蚀

摘自：《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变化》（气象出版社，1994年；王守春）

编辑：冯兆东（2024-09-13）

       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对黄河之浑浊发出感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其大意是，要看到黄河变清，人要活到多久啊！而春秋时期的《管子·水地》也记载那时的人们已认识到位于黄土高原的“秦地”的河流泥沙含量要比华夏其他地区河流含沙量高：“秦之水泔而稽，淤滞而杂。” “泔”为浑浊之水，“稽”为沉积之意，其大意是秦地的河流浑浊而有沉积。我国古代成书于战国之前的辞书《尔雅》对“河”的注释为“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条，色黄。”其大意是，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脉，开始水为白色，在汇入众多河流后，水色变黄。显然，这里所说的色黄，是指黄河在流经黄土高原，接纳来自黄土高原的众多河流之后，含沙量增加，水色变黄。

    但是，还有充分的事实表明，古代黄土高原河流的含沙量要小得多。《诗经·大雅·凫鹭》篇描写了西周时期泾河之中水鸟很多，还描写了当时泾河岸边为沙质河滩，河中为沙洲。这表明当时泾河水质较好。另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直至春秋时期，泾河之水可以直接饮用。这也说明当时泾河含沙量较小。还有，古代黄土高原有许多河流被称为清水。先秦时期，泾河、渭河、汾河和黄河，都可以较通畅地通航，这些都说明，古代在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天然植被破坏轻微的情况下，土壤侵蚀相对是较轻的。《诗经》中的“泾以渭浊”，虽然也能说明古代泾河含沙量相对较高，比渭河要浑浊些，但不能就此认为泾河在古代就一定含沙量和现在一样很高或接近于现在含沙量。

    西汉时期，黄河含沙量很高，“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泾水含沙量也很高：“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下游河道淤积严重，河患频繁。西汉时期黄河和泾河含沙量增加的原因，除了与气候变化有关，即西汉时期多大雨记载，降水增多，可能会加剧侵蚀，但主要原因应与这一时期黄土高原人口增加、扩大土地开垦和植被的破坏有关。东汉以后河患明显减少，一直到唐代，史称安流时期。关于这段黄河安流时期的原因，谭其骧先生认为是由于东汉以后，游牧民族进入黄土高原，农业民族退出黄土高原，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使黄土高原的植被有所恢复。而有的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东汉王景治河的结果。近来还有的研究者提出东汉以后黄河河患并未减少。应当承认，王景治河的确有许多开创性思路和创新性工程措施，对于黄河安流起了很大作用，在黄河史上应予以充分肯定。

    另外，也应当承认，近来有的研究者在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方面又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掘了在黄河安流期内的若干次黄河河患，在黄河史研究上作出很有意义的贡献。但是，新增加的几次黄河河患，毕竟河患次数还是较少，并不能改变东汉以后至唐代的黄河存在相对安流时期这一结论。而这一相对安流时期的存在，不能仅仅归功于王景。若没有黄河泥沙的减少，王景治河的后效是决不可能达近800年之久。明代的治河名家潘季驯等人，在对黄河的理性认识和工程措施方面，应当说比王景要向前发展很多，但他们治河的后效都不长久。其原因何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黄河泥沙含量。只要进行仔细对比分析，东汉以后，黄河泥沙的确有减少的趋势。而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黄河泥沙含量则有所增加。

    宋代，黄河河患又频繁起来。这是和宋代黄土高原北宋与西夏对峙导致的人文地理变化，进而对植被破坏加剧土壤侵蚀的结果。此后，金、元至明，黄土高原地区社会虽有动荡，但人口总的趋势是在逐渐增加。特别是在明代，由于长城的修建和大量官兵的驻守，使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增加。清代黄土高原人口又进一步增加。北宋时期黄土高原的土地已开垦到坡地，到了明代，陕北地区连坡地甚至都几乎无尺寸不垦。清代，黄土高原的开垦又进一步发展，土地开垦率提高，开垦的范围向长城以北地区扩展。因此，自宋代以后，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进而导致土壤侵蚀也越来越加剧，黄河含沙量也越来越高，黄河河患也越来越频繁。即使明代有潘季驯这样的治河名家，其治河的后效也不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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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注（也是摘自：《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变化》）：

    宋代对黄土高原植被的破坏还由于都城开封城中修建宫殿，贵族大臣修建宅第以及城中需要大量薪炭的缘故。 北宋建造开封城的木材有一部分采自吕梁山地区和渭河上游的陇山地区。如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仅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这一年中，由河南西北部、陕西和吕梁山地区顺黄河而下运送的薪炭就达856.5×10⁴Kg，木炭达50×10⁴Kg。这些薪柴和木炭要砍伐大量乔木和灌木。只这一年就砍伐如此之多，若每年累加之，则整个北宋时期砍伐数量之巨大，可谓惊人。因此，北宋时期对黄土高原植被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

    综观唐宋时期，唐代对黄土高原植被的破坏还主要是局部地区表现严重，那么到了北宋时期，对黄土高原植被的破坏则是全面的，只有山地深处的植被才较少受到破坏。从野生动物的分布也可反映出唐宋时期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与植被情况。唐代黄土高原大型食肉动物有熊，但分布范围只有岚州和蔚州（今山西省东北部灵丘、广灵、天镇和河北省北部蔚县、阳原等），这两州向中央政府缴纳的贡赋有熊皮，而蔚州缴纳的贡赋还有豹皮，麝香则是唐代黄土高原大部分州缴纳的贡赋之一。直到北宋初期，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岚州的贡品中仍有熊皮，而麝香仍是黄土高原大部分州缴纳的贡赋。但到了北宋后期，据《元丰九域志》记载，黄土高原地区缴纳的贡赋中，已没有熊皮和豹皮，以麝香作为贡赋的州已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