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一位所长朋友的助手告诉我：开一次学术会议的“游戏”太多。首先，你得小心翼翼地去确定“被邀牛人”和其它学术权贵的名单。接下来的难处是：确定去机场迎接这些“学术权贵们”的级别（如：是所长和奥迪去呢？还是副所长和丰田去呢？）。再下来的难处是：这些“学术权贵们”在会议主席台上的座次和发言的顺序。我问我的朋友的助手：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他告诉我：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了这些“学术权贵们”，而他们确实是得罪不起的。“学术权贵们”可能认为，他们“挣来”的“权贵地位”是应该被“显摆”出来供众人“敬仰”或“瞻仰”的。

归因：

我可以写一本书来论述：为什么在21世纪的中国还会出现上述的“学界难堪”。但是，最简捷的答案是：中国学界被“官本位”文化祸害得太深。一位叫戴维斯的晚清西方汉学家早就总结道：“虽然财富会带来一些社会影响力，但光有财富在中国得不到太多尊重，因为荣誉和地位几乎全部来自科举功名，这个国家的真正贵族是官员”。那位晚清西方汉学家的总结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至于科学研究吗，它在中国的境遇要比商业悲惨得多，探索科学是既赚不到钱，也捞不到功名的行当。中国人读书就是为了要当官，“为了科学研究去读书”的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被建立起来。

  西方做得比我们好：

我熟知的华莱士·布劳科（Wallace Broecker），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一生在Nature和Sciences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要么是他主笔的，要么是他直接贡献了重要思路和资料的），出版过10本专著（都是他自己写的吆）。28岁（1959）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从未间断地和专注地从事着他热爱的研究（他从未做过官）。加班加点的教授中有他；疯疯癫癫地去赶听大大小小的学术报告会的人群中有他；在学术会议上从一个会议厅向另一会议厅急忙“流窜”的人群中也有他（即：赶听他自己感兴趣的学术报告）。

华莱士·布劳科（Wallace Broecker）以十分平易近人著称，他还很喜欢与研究生们交流学术心得。他容许别人过分地开他自己的玩笑，而且他自己也会经常自我调侃。但是，他绝对不容忍任何对职业不敬的言行。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把自己的职业太当回事了。“他把自己的职业太当回事了”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认为，科学是严肃的和神圣的，是容不得任何假冒伪善、炒作、不守职业操守的。他给年轻学者的说法是：如果你不敬重你所从事的职业，你等于不敬重你自己的生命。值得提及的是：华莱士·布劳科只是我看到的敬业和遵守职业操守(Porfessonalism)的众多美国优秀学者中的一个而已。

我还想提及：我没有见过华莱士·布劳科（Wallace Broecker）他们坐过主席台，也没有见他们在任何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设主席台去招待州长、市长、局长、厅长之类。我也没见过他们在有钱人面前自怜自卑，也没有见过他们在当官者面前奴颜婢膝，他们只是一帮敬业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把自己的职业很当回事的学者，不多也不少（no more no less）！

 结语：

“学术界”是一个独立的"界"。它不应与商业混同（我说的不是科学成果的商业转化），它的运行规则也与商业运行规则是不同的。它更不应该与官场混同。如果学者当了官，他（她）就应该让出学者的位置。那样既可以避免学术界被“官场”污染，还可以让当官的学者专心于他的新工作（当官）。我本人既不喜欢那些靠商业办法挣来的“学者”头衔，也不喜欢那些靠官场办法霸占来的“学者”头衔。

在职业化（Professionalism）这一点上，泥瓦匠比学界表现得要好许多。例如，在泥瓦匠的专业会议上,一群泥瓦匠坐在一起严肃地探讨“用什么样的泥刀和泥料才能有效地刷出最漂亮的屋墙”，他们从来不请“连泥刀也拿不动，连泥料也不认识，连路也不能走的老人”或“厅长、局长”之类的人去坐主席台的。

那么，学者的荣誉感从何而来？（1）同行的认可，（2）发表的被正面引用，（3）一场受欢迎的报告，（4）一门受欢迎的课程。当然，你的成果转化为产品肯定值得你骄傲啦。还有，你的成果改善了社会的运行也是值得骄傲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