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假想的北京大学

如果你到北京大学的理科学院去任教，你一定是被期望“成为国内最好的学者”的吧。北京大学的入职门栏、行政确定的“可检验标准”、北京大学同行的“无形的期望和审视眼光”、也可能还有入职者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这些都是“入职北京大学理科学院的教师”可能成为“国内最好的学者”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一定会驱使“入职北京大学理科学院的教师”去寻求基金，去“尽可能高质量的”发表，尽可能争取同行和学生的学术认可。在这样的境遇下，入职者无需被督促“你得去写NSFC申请”，也无需被指导“你得如何如何去写”。理论地讲来和统计地讲来，这些人（入职北京大学理科学院的教师）应该是有能力干活且愿意干活的人。

（2）听说的师范学院

听到的一则消息（消息来源是绝对可靠的）：一个不在省城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师范学院（是师范学院，而不是师范大学）都要求所有的老师（是所有的老师，800多人）必须去竞争国家基金委的基金，尽管该校能获得基金的百分比小得可怜。于是呢，“申请基金的经验”之报告一个接着一个，处长/副处长们（科研处的）和院长/副院长们，忙于组织“经验交流”，忙于“发展策略”，忙于“对症下药”。殊不知，如此的努力，既不符合实际（这里不具有科学研究所需的硬件和软件），也劳民伤财（既花了金钱和时间，还耽误了正事儿---教学）。

（3）我自己“进入基金申请状态”的过程

我的基金申请生涯始于我的博士后阶段。哥伦比亚大学以“学校奖学金博士后”的名义，雇佣我两年，其真正目的是：让我变成一名可以靠基金自己能养活自己又能为哥伦比亚大学挣得一些学术荣光的学者。两年时间，我写过四个申请书（美国国家基金委），但一无所获。当时，虽然我是“申请书”的初试者，但除了老板（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没有人关心我的申请写作，也没有人指导我的申请书写作，也没有要审查我的申请书。可是呢，虽然没人指导，我自己却十分上心，因为不仅我的学术成功在此，而且当时我的生计也在此。哥伦比亚大学“地质调查研究所”的科研处的人就如我的秘书一般，事无巨细地替我做好了每件他们能做到的程序性事儿。他们如此谦卑和认真（犹如秘书），那是因为他们和我在一个命运共同体里（再注：美国基金委的基金的50%左右是管理费）。

（4）结论

只要学校的期望和学校的升迁标准是“被公正和一惯地”执行的，学校的老师自然会被学校的期望和升迁标准牵着鼻子走的。如此这般呢，学校和学院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做集体的“现场鼓动”和个人的“发展策略”啦。总之，基金申请是个人行为，无需科研处的领导和学院的领导扮演幼儿园老师的角色。教师们呢，也不是幼儿园的孩童，无需时时刻刻被号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