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得去一些衙门化

冯兆东（2022-03-25）

一、引言

大学的衙门化问题，有点积重难返啦。我在网上搜索的结果显示，早在2006年，就有人公开批评： “大学衙门化导致教育侏儒化”（中国时报；2006-07）。稍后，有人批评：“衙门化─高校承受之重” （黑龙江教育；2008-07）。再稍后，有人系统地列举了了高校的衙门化问题（如：“告别衙门化：中国大学的出路”；文化纵横，2010-09）。我看到的“最高层”的批评来自北京师范大前校长钟秉林。他在2012年说过：“大学去行政化关键是去衙门化”。有人高声地呼吁过：“我国大学的出路只能是去官场化和回归学术，让大学真正成为做学问和教书育人的净土。但愿政府的各级官员们不要再折腾大学啦，但愿大学的各级官员们也不要再折腾教授啦”。

二、我最近的“衙门化”体验

向国家基金委提交申请书时，科研处几度“企图”审查我的申请书。我是十分讨厌“审查”这个词的。审查：审查什么？我的理解是：只要不冲击政治红线（NSFC基金本子一般不会的），其它的事儿属于都申请者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有充分的经验和理由如此讲）。科研处的任务应该是：程序性地鼓励和协助申请者为我们的大学申请项目。

我自己有着整整30年的基金申请书写作经历了：由开始的成功率上升（1992-2000），到成功率很高（2000-2017），再到成功率下降（2017年之后）。我的申请书写作始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的时期。哥伦比亚大学“地质调查研究所”的科研处的人就如我的秘书一般，事无巨细地替我做好了每件他们能做到的程序性事儿。他们如此谦卑和认真（犹如秘书），那是因为他们和我在一个命运共同体里（注：美国基金委的基金的50%左右是管理费；即管理人员的工资基本来自基金的管理费）。

后来，我开启了我在兰州大学的基金申请生涯。兰州大学科研处也试图“审查”甚至“指导”我的申请书写作和答辩，但我拒绝了。我承认：我是被我在美国学到的一个信条给惯坏了。那个信条便是：“外行指导教授写申请书，那是对教授职业经历的侮辱”。特注：我的拒绝好像一点儿都没影响我在基金委的成功。

三、去一些（一些）衙门化：并不难的

我对“告别衙门化：中国大学的出路”（文化纵横）一文列出的大学衙门化问题捋了捋，我觉得：有的衙门化问题解决起来目前是真有难度的。例如，大学的行政级别的取消，需要涉及很多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在目前看来是不可能解决的。有些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难，但只要政府下决心，一道行政指令就可能解决。例如，学术圈与官场的混搭问题，只要将大学的管理职业化（即：让教育家去办学），让各种“教授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可能也就能解决了。还有不少“衙门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不难的。例如，我上面讲到的科研处的“衙门化”问题，以下两条途径可能都管用：（1）将基金的管理费大大提高（例如40%-50%），并明确规定，管理费是用来雇佣科研处工作人员的（甚至包括科研处长和副处长的奖励）；（2）下决心改变高校的文化，将各职能部门的职能从“管理”变为“服务”。

的确，现在的情形很不乐观：虽然他们嘴上说“我们的任务是服务”，但大学里的处级（副处级）不仅成为了“好处”的来处，而且成为了不甘心寂寞的教授们对“威风”之追求的去处。有志的大学校长们（副校长们）：我觉得你们就能够：将各职能部门的职能从“管理”变为“服务”的（最好呢，你们自己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再次，我国大学的出路只能是竭力去官场化和彻底回归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