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习惯称呼父亲为“阿爸”，上海人则称之为“爸爸”；宁波人称母亲为“阿姆”，上海人则称为“妈妈”。我家稍有改变，称母亲为“姆妈”，是不是都这样，总之我们家是这样的。“爸爸”就是我的岳父，而“妈妈”则过世较早，我从未见过我的岳母，也未喊过一声“妈妈”。

普通百姓，对人对事，心里都会有一杆秤，孰对孰错，孰轻孰重，长此以往，就能见到或感觉到其真性情，只是深浅不同而已。真应了一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禅宗悟道也说“明心见性”，只是难易不同，前后差异。

谓朋友。爸爸喜欢足球，年轻时球踢得好，退休在家多年依然有人掂记着相邀球场上见。与爸爸聊足球是件愉快的事情，上海滩的旧事轶闻，国内的名将好“脚”，都在其中。别人认可他的球技，更喜欢他的“球品”，依爸爸的话是“喂球”的时机和“接球”的站位，给朋友创造进攻的机会，帮助朋友解脱纠缠的烦恼，恰到好处，当然需要大智慧，不经意间形成的集体意识和默契配合，彼此之间就从好“球友”成了认可的好朋友。

谓父亲。对于孩子们的喜欢和爱护，是放手而不放纵，在实实在在的经历中让人慢慢自己去领悟。对于自己，则忍辱负重，并且隐忍不发。

“大革文化命”期间，常被“造反派”抓去批斗，经常是通宵不能归。孩子还小，手足无措时，记得爸爸临走时交代“如果不能回家，日历牌后面写了地址，找人去试试”。隔壁邻居是位当年与王孝和一起闹“工潮”的厂长，仗义执言，帮着找回爸爸。回到家里，安顿好孩子，爸爸独自背对镜子，脱下衣服，只见淤青鞭痕条条，偷看的孩子被吓得心殒胆落，不敢吱声。以后，爸爸也从未在大家面前提及过自己当时所受的经历。

谓同事。“大革文化命”中有不少人因为“保皇”而受到牵连，编造出莫无须的罪名，爸爸会把责任尽力揽在自己身上，而不让他的学生和老师再去“赴汤蹈火”。这些同事和学生都没有忘记爸爸那时的“所作所为”，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望，当得知生病时，有的学生会在回国探亲间隙，甚至会烧几个可口小菜来病房看望。学校班子换了几届，每届领导都从不间断，这次得知爸爸去世，家里慰问、大殓告别都是七八个领导集体出席。此景此情，使得我们全家都感激不已。

令我对爸爸更深了解的，是对待曾经最看好的“培养对象”，以后又是最起劲“反戈一击”得意学生的态度。当时，学校里的师生都不愿理睬这位老师，甚至连爸爸的新住址都不告诉他。不知从何打听到的，有一天他独自一人来见，爸爸接待了，和言细语，以后还劝别的同事能够接纳他。至始至终，他都避开人群，每年都会独自来看望爸爸几次。以后，仕途正渐入佳境的他，突然转而从事学术教学。或许是天资聪明勤奋，很快就成了名牌大学的教授。最近的几年，这位老师还带着自己的儿子来看望爸爸，我也很想能碰到这位老师，但都没有这个机会。最近的一次，我到时，他和他的儿子刚离开。

“带他的儿子来看你，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

没有回答我的“无厘头”调侃，半晌以后，爸爸说了一句。

“总不能让他儿子也搞‘文化革命’，孙子去‘上山下乡’啊！”

… …

人心見性。芸芸众生，最不可测的是人心，深不见底，最可信的也是人心，只要打开一条缝隙，打开“心扉”，就能照亮心房的每个角落。快乐的人充分享受自己已有的东西，开放的人充满喜气、朝气，越来越会让人觉有光明，越来越让人觉得此人谦和、可敬和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