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坡县最好的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办公室来了个富布赖特的小姑娘Annie，建筑学专业的，Brown U本科毕业，在业界工作了一年后申请到了Fulbright Fellowship，来NUS做visiting，好像是在Human Geography 系。

2011年夏末，国大的U-Town启用。U-Town的设计拿到一个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自然对她很有吸引力。我邀请她去参观我的宿舍，她巡视一遍以后被我们在客厅自行搭建的晾衣杆上的毛巾给吸引了。U-Town很国际化，设了洗衣房，里面有干衣机，自然没有follow坡县组屋的良好传统，在窗户外面挂个晾衣杆，让彩衣飘扬。这显然难不住屋里住着的对晾衣服莫名执着的中国姑娘。我们去Westcoast的杂货店买了一根8米长的晾衣杆，两人扛回到公寓，把客厅的两个沙发立起来，晾衣杆往上一放，完美解决晾衣问题。这个大胆的设计让她这个建筑学的人开了眼界，但更让她开眼界的竟然是晾衣杆上的几条毛巾。

Annie问: “What do you use these towels for?”

我答： “Dry our bodies after a shower”

她问: “ How can you do that? I mean, how can your people dry your body with this tiny towel?” （这两个your都是她的原话，非常清晰的us and others的区分）

我一愣，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反问她， “Is this a Fulbright question? ”

她哈哈大笑，“Yes.”

我说，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move it from top to bottom.”

她说， “Amazing, I never thought one can dry her body with this tiny towel.”

然后我们聊了为什么美国人喜欢用浴巾，而中国人不用浴巾。我们还顺带调侃了一把，鉴于富布赖特项目对入选学者不设硬性考核，这个讨论已经远超她的工作量了。

那个周末我去Fairprice，买了一条浴巾回来。但只用了一次我就把它收了起来。浴巾确实因为面积大而高效，但从小习惯了每天洗完澡要把毛巾洗干净晾起来，这个流程的工作量比拿个小毛巾擦干全身大多了。Annie后来告诉我，她去做field work就只带了小毛巾，能节约点行李空间，她也能用小毛巾擦干身子！

其实早在2006年，我西安交大的硕士导师杨瑞英老师入选富布赖特访问学者项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项目。但我真正明白这个项目的意义却是在这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浴巾问题的讨论之后。每一个看似简单的日常生活习惯背后都由众多经济、历史和文化因素混合塑造而成，没有碰撞、体验、理解和共情，就容易发展成偏见，并且愈演愈烈。

最近很多中国人大概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欧美人死活不肯戴口罩，但反过来，他们同样也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分餐，不用公筷。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科学研究结果，比如一个口罩能挡住多少飞沫颗粒，一双筷子上面会停留多少细菌。但这些科学在我们骨子里的生活习惯面前其实很无力。而很多改变却可以由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触动而发生。

后记：

上周五上午接到邮件通知，2020-2021年中美富布赖特学者项目被取消了。邮件收到后百感交集。按原计划，我们这一批入选者最近该启身前往美国开始我们为期一年的访学。其实早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被问到，你这个研究不去美国能不能做。我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我在那和不在那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当你想更深入地了解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必须成为它的一部分。

不曾想到，有生之年，竟然成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我告知一些熟悉的学术界前辈，他们的反应都是，your Fulbright project has become even more relevant these days。我的合作导师和系主任说It’s all sad, beyond belief.  But, it’s r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