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基于成本变动的创新集群集聚耦合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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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发表在《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第3期上的一篇论文。贴出来（图表略）接受批评。
摘 要：创新集群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承担收集核心创新要素的作用，是“市场集中”、“地理集聚”、“技术聚集”等三种集聚形态耦合的产物。三种集聚形态均影响企业成本变动，企业基于成本变动进行区位选择，进而引致创新集群演化。本文研究了集聚成本、集聚形态对成本的影响以及集聚耦合下的成本变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集聚度不足与过度集聚均能制约创新集群发展。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在市场竞争中的积极作用，保障竞争机制的有效性和形成合理的集聚耦合结构对创新集群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章标识码：A
创新集群是“以(技术)创新为目标”的产业集群[1]，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承担收集核心创新要素的作用(Hsien-chun meng, 2003)，培育创新集群是基于具体情境构建国家创新系统的有力抓手[2]。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重要途径，国家已将引导国家高新技术园区与专业镇等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的升级已成为“十一五”期间的重要战略任务。产业集群具有产业地理集聚与卖方市场集中的特性，而技术创新趋向于在特定时空聚集(J.A.Schumpeter,1919)，由于知识常沿着商业联系路径外溢，经济集聚区往往能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频发热点[3]。因此，创新集群兼具“产业地理集聚”、“卖方市场集中”与“技术创新集聚”属性。对产业地理集聚与卖方市场集中、卖方市场集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联的认识曾受到学者关注，并在对“马歇尔冲突”、“斯密困境”及“两个熊彼特悖论”等三个命题的探讨中得以深化。
“马歇尔冲突[4]”是马歇尔(A.Marshall,1890)发现的一个理论现象，即自由竞争将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推动市场趋向集中，市场高度集中最终将形成垄断妨碍自由竞争。由于“产业地理集聚”是规模经济的主要存在形态之一，因此马歇尔冲突是“产业地理集聚”与“卖方市场集中”互动产生的结果。这种互动作用在斯密的分工论思想中也有所体现，斯蒂格勒(G.J.Stigler,1951)认为“斯密定理”与“斯密理论”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即“斯密困境[5]”。假如斯密定理成立，“劳动分工受市场容量的限制，那么大多数产业都应当是垄断结构”，这就否定了斯密理论证明的“完全市场竞争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结论。反之亦然。而产业地理集聚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它引起市场容量扩充，并诱生市场结构卖方集中化。卖方市场集中与技术创新的关联则在“两个熊彼特悖论[6]”中凸显。菲利普斯(A.Phillips,1971)发现熊彼特在早年与晚年分别提出了两个相互否定的观点。他早年认为自由市场竞争较之其它竞争形式更能产生创新压力，这种市场结构更有利于推动创新；而晚年则相反，认为市场高度集中比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创新。 三种集聚形态均影响企业成本，且彼此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耦合关联。成本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集群组织数量变化反映创新集群演化状态。基于此，我们分别对集聚成本、集聚形态对成本的影响、各种集聚耦合下的成本变动予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相应的政策措施。
1 集聚成本分析
组织与生产要素空间聚散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成本与收益无疑是影响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理论藉此予以了多种解释。从成本角度看，利用外部效应追求最小费用是经济聚集的原因。以韦伯(A.Weber, 1909)、胡佛(E.M.Hoover, 1948)、Stapleton(1972)等为代表的区位论成本学派学者认为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税收差异导致的资本成本是“集聚”经济现象的成因。随着运输能力提高以及运输成本的降低，经济的集聚现象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加增强，传统的成本解释因此面临挑战。面对理论危机，成本论发生理论转向。以Williamson(1975, 1985)、Jensen和Meckling(1996)、Puga(1999)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提出信息搜寻成本、缔约成本、契约履行监督及评估成本、机会成本、剩余损失等对“聚集”具有关键性作用；Warner(1996)、Altman(1984)等代理理论学者则发现破产的预期成本也是影响经济变化的一种重要成本。
分析成本结构可以推算成本的绝对数量，但是其高低是一个相对量，需要根据收益才能做出判断。A.Losch(1940)提出地理集聚是追求最大利润，而非最低成本的结果；P.R.Krugman(2000)用边际报酬递增规律分析了集聚收益，他认为集聚报酬与集聚程度之间存在正向关联；Granovettor(1985)、Schmitz(1999)等学者从经济社会学角度提出集聚对集体行动效率的提高与合作边际收益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而Curzio和Fortis(2002)通过研究共生演化提出在集聚现象中，知识溢出比边际报酬递增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通过上述理论回顾可知，成本对地理集聚的影响在学理上已有深入、系统的研究。然而成本与集聚状态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不仅成本变化影响集聚状态，集聚状态变迁也导致成本变化。下文将对后者展开分析。 “成本”是指为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系统增值或结果有效已付出或应付出的，凡是能被人所利用的物质代价[7]。换言之，成本是为获取收益所支付的对价。基于对成本的已有认识，成本可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类。具体而论，显性成本是指可见的实际支出，隐性成本主要指非现金资源的机会成本。显性成本中又包含刚性与柔性两种。其中刚性成本是指不易变动，缺乏弹性的成本；柔性成本相反则指可随环境变化调整的成本。集聚的部分主要成本见图1所示。
图1 集聚的部分主要成本示意图（略）
2 集聚成本变化
按照成本的定义，隐性成本既是收益，又是成本，并且是厂商自己支付给自己，因此很难成其为“对价”。隐性成本是可能的增量，其大小取决于对照物与决策判断精度；而显性成本是现实的支付，其大小取决于技术与制度约束以及生产组织效率。由于隐性成本难以测算，因此本研究只将它作为影响因素予以考虑，而将分析重点设定于显性成本。为使研究论题更为明确，本研究以集群，而非集群的组织成员作为分析对象，以如下假设为分析前提。即：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市场容量相对不变；地理区域只是集群密度变化，区域面积不变；未发生技术轨道更替。
创新集群是“市场集中”、“地理集聚”、“技术聚集”这三种集聚形态耦合互动的产物，由此可以从“地理集聚与成本变化”、“技术聚集与成本变化”、“市场集中与成本变化”三个方面探究。由于市场集中的对象是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实际上是市场份额变动的一种特定状态。因此，可将“市场集中”放在对“市场份额”变动的研究中予以认识。鉴于产业经济学对技术聚集、市场集中对成本的影响已有高度共识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将直接运用而不展开论证。对“地理集聚与成本变化”的关联认识共识程度远不及前者，以下将着重对它做探讨。
集聚是企业逐利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产业地理集聚最初是为节约运输成本(Ohlin,1957; Venables,1996)，而集聚所产生的范围经济、规模经济与正向外部效应也有助于提高利润。生产要素可以有多种配置与使用，如技术工人可以从事多种产品的生产；研发一种技术可以在多种新产品生产上应用。这使生产要素得以能根据生产需要在所在区域多个关联产业间调剂，从而提高使用效率，减少损耗。范围经济引起的产品多样性也是衡量创新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
固定成本在一定产量内变化相对较小，边际产出弹性反之较大，产量增加因此使成本随之降低，这种现象即规模经济。产业地理集聚使生产要素、生产者、生产工具布局于特定区域，生产规模得以有条件扩张。这一方面分摊了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从而降低刚性成本；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采购费用，进而降低柔性成本。尽管创新集群所拥有的绝对竞争优势并不来源于规模经济，但创新集群产生于产业集群基础之上，而产业集群却依赖于规模经济而生。正是在规模经济作用下，区域产能得到质的提升，使创新集群具备发育的条件。藉此可以认为规模经济在创新集群演化初期仍有重要作用。
当影响经济主体福利(效用或利润)的某些变量由他人决定，而决定者对被决定者的福利予以忽视；某种产品因缺乏潜在市场而导致非帕雷托最优均衡，外部性效应便随之出现[8]。集群的外部性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专业化生产也能对生产要素供给产生反向刺激，使其质量提升。这一变化在劳动力要素上体现尤其明显。专业化劳动使劳动力熟练程度增强与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成本也因此而降低。二是需求的集中与扩张推动基础设施等可共享的公共条件平台功能得到强化，这也使生产成本降低。三是知识外溢提高研发效率，降低学习成本。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外部效应均产生降低成本的作用，当这三种影响合成，形成效果叠加时，成本下降之势将被强化。不仅如此，集聚的效益将继续吸引企业后续不断迁入该区域，产生“滚雪球效应”，这也推动成本加速下降[9] 。
然而，地理集聚不仅有有利的一面，也会产生弊端。集聚既孕育竞争优势，也形成发展障碍。市场主体是具有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的人格存在，从行为角度看，地理集聚是为方便交往，因此市场主体空间分布邻近必然引致组织邻近与产业邻近。可以认为邻近程度是地理集聚度的具体体现。Boschma(2005)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五种邻近类型，并对邻近的不足与过度所产生的弊端予以了分析(参见表1)。
表1 不当邻近的主要弊端[10] （略）
从表1可知，地理集聚度过高以至邻近过度将使弊端逐步凸显，而许多弊端，如锁定性和惰性使集群演化出现路径依赖，抑制生产函数更替；过度集聚将加剧土地、环境等流动性低的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生产与经营成本上升，以至出现“面粉比面包贵”式的现象。这种创新要素过度集聚反而使创业环境恶化的现象被称为“硅谷现象”。如2006年硅谷领导人组织(Silicon Valley Leadership Group)对美国12个科技园区的科技调查统计排名，而房价过高等原因导致硅谷被排在最后[11]。不仅如此，地理过度集聚也会引起交易成本反弹上升[12]。 概括而论，产业地理集聚主要对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技术创新成本(学习成本与研发成本)、经营成本等产生较大影响。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对各项成本的影响变化趋势作出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数学表达式。它们具体如下：
（略）
其中，公式(1)为生产成本函数；公式(2)为交易成本函数；公式(3)为技术创新成本函数；公式(4)为经营成本函数。a,b,c,d,e,g为常数，它们由行业生产要素结构特征决定。这四种成本变化合力作用引起总成本，即产生总成本函数(5)： （略） 将函数(5)通过曲线表现出，可知伴随地理集聚程度的提升，成本变化大致呈“U”形曲线(参见图2)。
图2 地理集聚度对成本的影响 （略）
技术集聚度的增加在时间维度意味着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迅速提升，生产能够得到更有效率的组织，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在空间维度意味着区域创新能力得到持续强化，区域市场主体对市场变化能更敏锐地做出反应。此外，技术创新空间聚集形成技术势差，这使得技术溢出效应更强，学习成本与技术转移成本降低。在既有技术创新基础上，进行再创新、组合创新、继续创新的机会增多，创新风险减小，创新成本降低。由此可见，技术创新聚集度的提高使成本下降。然而，成本下降受“技术极限”的制约。如根据美国Intel公司最新研究，SiO2栅极的物理长度极限为2纳米，这定了既有技术轨道的技术极限。越趋近技术极限，成本下降幅度也越小，技术极限的突破主要依靠技术轨道变更使成本曲线发生位移，如以高k金属栅极取代SiO2栅极。简而言之，在未发生技术轨道变更的条件下，技术创新集聚的提高引起成本下降。下降速度逐步减缓(参见图3)。
图3 技术集聚度对成本的影响 （略）
市场集中主要对经营成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技术创新成本、分工成本等产生较大影响。根据分析，可以对各项成本的影响变化趋势作出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数学表达式。它们依次为：
（略）
其中，公式(6)为经营成本函数；公式(7)为生产成本函数；公式(8)为交易成本函数；公式(9)为技术创新成本函数；公式(10)为分工成本函数。a,b,c,d,e,g,h,i,j,k,m为常数，它们由产业市场容量、生产要素结构特征决定。这五种成本变化合力作用引起总成本，其函数为公式(11)：
（略）
市场集中度与成本呈类似反“S”型曲线变化(参见图4)。在市场份额相对较低时，企业为赢得顾客，开拓市场，往往追加销售成本支出。市场份额的扩大使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环境也更为复杂，经营成本往往同步增长。由于交易成本弹性较小，市场份额偏低意味着交易成本在商品价值中占有较高比例。这些原因均引起成本随市场份额的上升而增长(A→B)，这一阶段市场集中一般尚未形成；当市场份额上升到一定程度时(X1)，市场集中开始形成，规模效益逐渐增加，成本随之下降(B→C)；随着市场份额的继续增加，规模不经济便逐渐显现(X2)，成本反弹上升。但当规模不经济的影响与垄断收益均衡时，市场集中加深趋势停止，成本反弹也将终止。
3 集聚耦合现象
地理集聚、技术聚集、市场集中均与成本存在密切关联，三种集聚形态以成本为介质形成耦合。具体包括地理集聚与市场集中的互动、技术聚集与市场集中的互动、地理集聚与技术聚集的互动(参见图5)，以下分述。
图5 成本变动影响下的集聚互动 （略）
第一，地理集聚与市场集中的互动。由于成本随地理集聚度的提升呈“U”形曲线变化，成本下降将使集群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进而引起市场份额增加，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反之，当成本上升时集群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被削弱，市场份额于是下降。因此，地理集聚变化使市场份额呈倒“U”型曲线变化(参见图6)。
图6 地理集聚度对市场份额变动的影响 （略）
第二，地理集聚与技术集聚的互动。技术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产实践(“干”与“用”)，由于产业地理集聚区生产实践活动相对密集，而创新过程根植于生产网络或者生产群落的制度环境内(Lagendijk and Charles,1997)，因此推动技术创新聚集[13]。此外，分工是产业地理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产业地理集聚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分工的深化。而分工深化所产生的研发需求刺激技术创新活动(P.M.Romer,1990)，于是出现技术创新聚集的状况(图7)。
图7 地理集聚对技术集聚度的影响 （略）
第三，技术创新集聚与市场份额的关联。成本与价格正相关，价格与市场份额负相关，技术创新集聚推动成本下降，成本降低赢得市场份额，因此技术创新集聚度与市场份额同向变动(参见图8)。而市场份额的提升所产生的规模效益使盈利水平提高，进而使集群有能力承担高额的技术创新成本，规模化的技术创新活动易于引起技术聚集。然而，当市场份额持续增长，以至出现接近或达到垄断并抑制市场竞争时，技术创新的动机就会被弱化，集群技术创新力度将减弱，技术集聚度的增长也随之减缓(参见图9)。
图8 技术集聚度对市场份额的影响 （略）
图9 市场份额对技术集聚度的影响 （略）
从上述分析中可见，产业地理集聚对成本的影响、市场集中对成本的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对市场集中、技术集聚对市场份额的影响等四种互动关系中均存在“拐点”，这意味着反向变动的存在。不仅如此，在技术集聚对成本的影响、地理集聚对市场份额变动的影响、技术集聚与地理集聚的影响等三种互动关系中存在“极限值”，这表明当集聚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变化的边际弹性将减小，集聚度的提升所能产生的改进偏小。因此，不同集聚程度下的集聚效果差异较大。集聚度不足与过度集聚均能制约创新集群发展。适度集聚对创新集群演化具有深远意义。从集聚的视角看，性质不同的三种集聚现象耦合是创新集群的成因与动因。因此，集群培育政策的重心不仅仅在于营造催生产生集聚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它们耦合。
4 政策思考
发展中国家创新集群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许多产业集聚度偏低，三种集聚之间的耦合性不高。一些地区工业化发展既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又必须被动应对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加大竞争力度才能提高集聚度，最终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而市场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途径，以其它方式替代市场竞争结果易于适得其反，集中度虽然提高，但资源配置效率却未能得到改善。如在一些高利润的国有垄断行业，尽管市场结构高度集中，但垄断企业依旧缺乏活力，“由于这些公有企业具有垄断权力，没有竞争的压力，也就没有运用最有效技术的动力[14]”，有的产业市场容量甚至萎缩。由此可见，不仅因为提升集聚度主要依靠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以实现，而且中国现阶段急待“缩短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差距”，改变在国际分工中受制于人的被动地位，因此需要借助政策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放大。只有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形成合理的集聚耦合结构，才能进而形成绝对竞争优势。
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优化集聚耦合结构的有效途径在于加强技术创新空间分布，推动区域形成技术势差。改变目前主要以低廉的劳动力、优惠政策、市场容量吸引外资的局面。在亚洲的FDI主要来自欧美，而欧美企业FDI多属反贸易导向型，其目的是为维护其市场寡占地位(小岛清，1987)。如硅谷向班加罗尔投资，将其打造成为之服务的原始设备制造(OEM)与原始设计制造(ODM)基地。尽管班加罗尔经济因此获得很大发展，但硅谷借助原始品牌制造(OBM)，其绝对竞争优势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强化。此外，当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技术水平差距较大，且市场集中于跨国公司时，FDI无助于东道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Kokko,1994)。而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实施绩效也证明可以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获得绝对竞争优势的关键技术是难以通过技术转移得到的。藉此可知，凭借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可以获得重构生产链与价值链，主导分工的能力，这是赢得绝对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技术的商业化应用过程，技术创新的成功有赖于企业家与科学家、工程师的通力合作。假如缺乏企业家精神与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技术进步很难转化为生产力。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市场集中、技术聚集均存在集聚度不足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缺乏资本积累，中国工业发展主要以地方工业化为发展途径，加之经济管理体制条块分割，从而形成“原子型”工业结构，地理集聚度与市场集中度均较低，缺乏规模效益。正是由于产业与市场结构不合理，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资源，才导致中国经济长期以粗放型增长为主要模式，“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指标未达标表明中国仍未摆脱这种增长方式。而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量是实现粗放型增长的关键，这与创新集群依靠更替生产函数实现发展的方式存在本质差别。因此，提高集聚度，转换发展模式，对培育创新集群至关重要。中国的产业发展在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容量巨大以及比较优势基础上，成功吸引到外资将投资缺口填补，实现经济起飞。但比较优势的存在是相对的，在全球化竞争环境下，资本的流动性与投机性增强，这加剧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经济风险。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凭借廉价劳动力发展加工贸易使该地区迅速形成产业集群。然而，劳动力成本也必然随着经济增长逐步上升，畸形的劳动力定价导致2006年以来该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而与此同时，越南以更为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国际资本，致使2008年出现在华FDI，甚至中国企业大量外迁[15]。在“发达国家出图纸，发展中国家出力气”的依附型增长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增加值较低。尽管在比较优势吸引下形成了产业地理集聚，在生产链上获得有利位置，但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却是不断下降。虽然实现了市场份额集中，对价格却缺乏影响能力。因此，不合理的集聚耦合结构是难以孕育核心竞争优势的，而比较优势下“无发展式增长”模式易于导致集聚耦合结构不合理。
中国一部分产业具有较高市场集中度，但这主要不是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如电信、石化、电力等产业市场集中是国家垄断的结果，这些产业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压力而缺乏产业技术创新动力，技术创新聚集还存在困难。而政策壁垒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引起市场集中更为重要的原因。以汽车制造、机电、化学工业及制品业等为代表的一些产业市场集中是FDI影响的结果。近年来，随着中国吸收FDI规模的增加，FDI增速呈放缓迹象。FDI在华投资产业较之以往也有所不同，2004年以来，零售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等目前不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FDI比重迅速攀升，这些变化导致在华FDI技术外溢效应正在减小。此外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使得“挤出效应”明显，技术反向溢出加剧。其中，最典型的负面影响表现为：与本土研发机构争抢人才；大幅度抬高本土研发人员的工资水平，使中国的研发活动的人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使用由中国财政资金资助，国内研发机构获得的研究成果；与国内研发机构争夺研究资源等。这导致市场与技术创新虽然出现聚集与耦合，但由此产生的竞争优势却主要被跨国公司享有，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还有一部分产业结构则呈“原子型”，市场集中度偏低，如钢铁、建筑、医药等产业。较低的市场集中度降低了产业市场绩效，导致产业难以负担较高的技术创新成本，进而影响技术创新聚集。而近年中国产业集群出现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则表明区域产业发展已面临“低端锁定”陷阱，产业地理集聚并未有效推动技术创新聚集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OECD. (2001), Innovative Clusters: Driver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pdf[C]. OECD Proceedings, Paris
[2] John Groenewegen, Marianne van der Steen.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 Journal of Economic, 2006 (2): 282 [3] Brian Wixted. Nations and supranational clusters [R]. IIOA Conference August 2000:65
[4]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pdf[M].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 斯蒂格勒. 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 载于《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M].上海三联书店, 1990
[6] Almarin Phillips. Technology and Market Structure, a study of the aircraft industry[M].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1971
[7] 中国成本协会（CCA）.成本管理体系：术语（CCA2101:2008）第2.1.1条
[8] W.Baumol, W.Oates.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nd edition. 1988
[9] L.Martin. Sequential Location Contests in the Presen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cs[J]. WorkingPap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9
[10] A.Ron.Boschma.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Regional Studies[J]. 2005 (1): 71
[11] 霍鑫.谨防环境恶化的硅谷现象在国内重演[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2006年9月11日
[12] D.Puga. The rise and fall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2): 303-334
[13] P.Martin.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2): 281-302
[14] Manfred Neumann. 竞争政策[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01页
[15] “中国制造”开始让位于“越南制造”[N]. 广州日报. 2006年8月22日
A Study on Agglomeration Coupling of Innovation Cluster Based on Cost Changes
Abstract: Innovation cluster which is the products of market concentration,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and technical agglomeration assumes the full functions of collecting the core elements of innovation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se agglomerations all influence the enterprise’s cost changes, so the enterprises make the choi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sts based on the cost changes, which causes innovation cluster evolution. We study on the cost influence which the agglomeration cost and the agglomeration form make, and the cost changes under the agglomeration coupling, and on that basis we make a conclusion that sufficient agglomeration or insufficient agglomeration both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cluster in this paper. It makes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cluster that play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full role in market competition, ensuring the validity of competitive system and creating rational the structure of agglomeration coupling.
Keywords: innovation cluster; agglomeration coupling; cost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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