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科学学起源的条件与过程有助于明晰其发展规律。根据历史文献，分析布哈林的科学学思想的理论逻辑，并结合访谈学科发展重要事件历史亲历者，在比较中苏科学学学科起源与发展历程基础上明晰该学科发展的实践逻辑，概括出承认科学发展存在其自身固有规律是科学学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比较，发现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的理论缺陷导致支撑科技研究长足乏力的困境。历史经验表明我国科学学的发展应该处理好“求真”和“务实”的关系，弘扬科学精神。

关键词：科学学；布哈林；学科起源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科学学学科起源于20世纪初，1939年贝尔纳(J.D.Bernal)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学者普遍将此视为科学学创立的标志。现代中国科技体制形成始于1949年10月，以中国科学院作为政府组成机构的成立为标志，深受苏联影响。贝尔纳在1954年和1959年两次访华，先后受到刘少奇和毛泽东接见，在中国科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61—1965年间国家各项事业在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引下得到恢复，历史给予科学学在中国发展的契机。然而，直至1978年中国科学学才作为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研究中国科学学肇始的条件，阐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科失却发展契机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对发现该学科发展规律大有裨益。本文分析历史文献，访谈重要事件亲历者，在此基础上描述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起源的必要条件，总结历史经验。

1 布哈林科学学思想孕育科学学学科并影响中国

科学学萌芽是回应计划手段促进科技发展是否必要，能否有效，是否应当等现实问题的产物。早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列宁对科技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和如何使用科技专家问题做了较多论述，并将发挥科技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政府主要任务之一，为此还拟定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

为在理论上扫清政策实施障碍，布哈林(N.Bukharin,1919)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诠释了列宁“为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获得科学和技术^[1]”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才能形成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科技决定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因此“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生产力通过劳动分工决定生产关系。布哈林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装备反映生产力水平，决定劳动分工^[2]，推动生产关系变化。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论”被“科技决定论”所替换，理论上随即产生论证计划手段组织科学活动的适用性和必要性的需求。

计划手段是否需要用于促进科技发展？即计划的必要性。由于科技发展影响生产关系变化，“每当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的时候，变革、革命就要到来。革命所应解决的冲突的实质就在这里^[2]。”科学规划既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又可以促使科学家们卓有成效地工作^[3]。

布哈林1931年率团参加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会上提出科学发展受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深刻影响。至此，布哈林为打破“纯粹的科学”和“为科学而科学”观念提供理论基础，进一步奠定科学学作为学科独立发展的思想基础。伴随论证计划的适用性和必要性，经济与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和科学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得到系统研究^[4]。

在论证科学计划的适用性过程中，布哈林阐释了经济决定科学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分工几乎象它的经济基础一样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5]。” 而“有计划的科学劳动，即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劳动是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5]”。此外，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强调世界的物质性、运动的规律性、意识的能动性，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方法的统一这一事实将大大有助于各门学科的相互繁荣，……在科学领域内的‘计划经济’将必然会带来科学劳动生产率的更加迅速的提高^[5]。”

伴随分析科学计划的必要性，布哈林提出中短期内经济发展促进科技进步，但长期作用则是科技进步影响经济发展。在面临外部封锁和孤立的情形下，苏维埃政权只能加速工业化才能打破经济发展困局。实行科学计划决定工业化速度。科学学理论将科技进步的作用更紧密地与工业化路径选择、工业化速度调控、投资规模调整等政策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使得科学学理论发展范畴大为拓展。

1928年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成效显著，与正处于经济大萧条之中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政府在组织科技活动开展时推动使用计划手段的力度逐渐加大，1931年苏联确立指令性计划体制，对计划的可操作性与合理性要求提高。布哈林提出“科研工作规划是一项必须解决的特殊课题，同时也要考虑到科研工作的种种特点^[6]。”在全苏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布哈林系统阐述了科技计划的调控对象与制定原则。

1926年布哈林出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主持共产国际工作。布哈林青年时期在莫斯科大学和维也纳大学系统学习过经济学，此后又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说，在担任《真理报》主编后大量接触社会实际情况，1927—1929年间担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领导和实践经验等个人禀赋，为布哈林推动科学学学科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贝尔纳1923年加入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英国共产党(CPGB)，1930年后深受苏共理论思想的影响。贝尔纳1931年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与苏联代表团深入交流并深受影响^[7]。将贝尔纳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中部分内容与布哈林论著相关内容对比(表1)，该影响的存在便显而易见。

表1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布哈林论著内容比较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the contents of Bernal's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and Bukharin's works

1937年布哈林被政治清洗，贝尔纳为了继承和发展布哈林的科学学理论思想而将研究移植到英国^[8]，并以之指导社会实践，在1938年借助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AAS)发起了一场意图将英国科学全面计划化的大规模运动^[9]。1985年7月，贝尔纳的学生和同事，英国伦敦大学贝克学院马凯(A.L.Mackay)教授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讲学，在四川省科协讲演厅大礼堂做学术报告时，代表贝尔纳宣布前苏联布哈林是科学学的奠基人^[8]。由于当时中国对斯大林基本持肯定立场，对其政治对手布哈林的科学学思想虽有接受，但不能公开认同。布哈林科学学思想借助贝尔纳影响了竺可桢、吴学周、钱三强等一批中国科学家,钱三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建制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1954年贝尔纳访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国科学院高层管理者及科学家等广泛交流科学学理论思想并得到认同。

布哈林科学学思想对中国科学学发展产生的两个作用。第一，科技发展存在自身规律，发展科技必须遵循科学学规律，科学规划的观念为科学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认识条件。布哈林1930—1936年间以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计划科研工作规划局局长身份领导苏联科技规划与管理工作，对苏联经验的形成具有关键性影响。1953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了解和学习苏联组织领导和管理科技工作、科技计划的制定程序、协调产学研部门之间关系等经验。不少苏联经验被中国借鉴，对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体制建立产生了积极作用。他们受苏联(布哈林)科学学思想和科技规划与管理经验影响，参与推动了中国科学学逐步成为独立学科。

第二，强调科技对计划经济国家发展尤为重要，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发展科技的制度优势，为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赢得政治支持。布哈林在《共产主义ABC》中阐释了科学地组织是共产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因此科技进步应领先于经济发展的观点。不仅如此，布哈林提出的平衡论认为在阶级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阶级斗争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不能直接解决发展问题。阶级斗争打破了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四种平衡，只有恢复平衡才能实现发展，而科技进步是促进恢复平衡的重要手段。通过以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调整，实现革命的目的。较之私有制基础上的为谋取利润的生产所存在的失衡矛盾，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更容易统筹矛盾，实现平衡，理论上社会主义国家科技发展有可能实现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发展以探究科技发展规律为目标的科学学学科。

1979年经济建设被重新确立为党的中心工作，据此发展科技成为推动中心工作调整的着力点，布哈林科学学思想影响下所取得的科技计划实践经验再次受到我国重视。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因此能够获得政治和经济支持，顾德欢、童大林、黄葳等一批高级领导积极参与扩大了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回顾历史，布哈林为科学学发展进行思想奠基，形成苏联科技组织与管理经验。通过经验借鉴，并借助贝尔纳的传播，影响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并形成贝尔纳研究传统，即强调科技进步存在客观规律，并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基于科技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互动中发现规律。历史的发展表明，否定科技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或偏离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科技进步，均会制约科学学学科的发展。

2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学学科未能诞生的原因

因“科学救国”和“科学建国”思想广泛传播且影响深刻，中国共产党早在1941年更是提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有计划地进行科学建设，首先必须知道科学是什么？科学建设的中心任务在哪里？建设的程序怎样？”。这些问题与科学学理论高度相关。然而，长期社会动荡与战争阻滞了科学的正常活动，导致认识和利用科学发展规律的需求不足以推进产生科学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一个月，便在政府中设立专门行使科技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中国科学院，明确赋予其“计划并指导全国科学研究”的任务。1953年中国科学院以钱三强为团长组团访苏，详细了解苏联科技计划的制定与执行经验。195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科技计划。同年九月，贝尔纳访华并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的接见。此后，贝尔纳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等领导，以专场座谈会方式交换了对科技组织工作的意见。其中涉及“科学发展方向”、“学术自由问题”、“对苏联科学的态度”等主题，并提出缺乏计划是中国科技发展存在的主要缺陷之一。在华讲学期间，贝尔纳分别以“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上的科学”为主题做了专题讲座，传播其科学学理论。张稼夫评价贝尔纳的观点和意见“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对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说来，是有力的武器。……^[10]”。

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苏联科学院院士柯夫达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建议，建议规划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编制十五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提出的科技问题。该建议被中共中央所采纳，于1956年3月开始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规划制定过程中遇到与科学学理论关联密切的实践难题，如科学预见、学科发展、科技管理体制、科研院所运行、科技队伍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等。

在远景规划制定前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强调科技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相应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科技要以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为赶超目标，这也就在逻辑上默认了科技发展存在着固有客观规律。根据规律予以预见可确定目标，应用规律主动组织可实现可追赶。

以于光远和龚育之为代表的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究制定远景规划不久，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为科技工作者探讨中国科技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科学家与管理者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拟定规划方案内容并决策。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于1956年12月获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

尽管当时为理论探索中国科技发展规律，进而产生中国的科学学学科提供了历史契机，但这种发展趋势因观念局限和政治运动被阻碍。观念上，当时认为“谁也不能否认苏维埃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11]”，实践中提倡“科学上也要倒向苏联，科学上也要‘走俄国人的路’^[12]”。这导致规划制定过程中受苏联专家影响较大，从而使理论探讨未能持续深入下去。

远景规划制定完成后仅五个月便开始“反右运动”。1958年2月开始全国大跃进,3月开始“科技大跃进”运动，直至1962年2月结束。这阻碍了对中国科技发展规律的探索。这期间一定程度上否定科技发展存在固有客观规律，主要表现在三种政策导向上。

第一，强调政治与制度优越性具有决定性功能。认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决定的条件并不是生产条件、技术条件，而是社会关系……^[13]。”社会关系主要以阶级斗争方式调整。

第二，强调主观能动性能够产生决定性作用。“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条件论者可以休矣！^[14]”

第三，强调群众路线有效。“技术革命必须是一个群众运动。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技术革命也不能例外^[15]。”“我们和资产阶级科学路线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一个问题上：科学工作究竟走专家路线，还是走群众路线？^[16]”

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虽然对上述三种政策导向纠偏，但并未否定。贝尔纳于1959年再次访华并与毛泽东当面交流专著《历史上的科学》。然而，在中苏关系破裂背景下贝尔纳作为接受苏联资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主席，对其政治信任已大为削弱，这次访问未产生社会影响。

从1962年春季开始，中国组织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此时中苏关系已在1959年6月破裂，这使得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将“自力更生地解决国家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确立为基本方针。规划制定以毛泽东将科学实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为据，重新承认科技活动的独立性和存在固有的客观规律。自此，实践中开始探索中国科技发展的特有规律，规划制定过程中提出了统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发展、科技投入与管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科研院所管理等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十年内乱时期“四人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认为生产决定科学，应该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否定科学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以此为理论依据夺取科技工作领导权和管理权，致使中国科技体制遭受严重破坏。在此期间，虽然中国积极向苏联学习，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完全摒弃人的主观能动性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将自然哲学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加上中苏关系破裂和十年内乱影响，以至于这期间科学学学科未能在中国诞生。

3  中国科学学学科的起源过程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经济整顿时期提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17]”。他授命胡耀邦整顿中国科学院，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76年10月十年内乱结束，要恢复和重建中国科技体制就必须在理论上肯定自然科学对国家建设的推动作用，为此中国科学院理论组等三个机构1977年3月在北京联合召开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会上否定了“四人帮”关于自然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自然科学具有独立性和特有的发展规律形成基本共识。

197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9月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将“制定规划”列入会议主要议程。为完成“制定规划”的任务，先后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和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起草准备提交全国科学大会审议的规划草案。通知发出当月便专门召开了有1200人参加的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起草《全国自然科学学科发展规划(草案)》，其中明确提出“八年内全国应建立成一个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科学体系”发展目标。要实现该目标需要“总结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经验”。为此，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中的“自然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专题被列为14个重大项目之一，并强调“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应着重于现代”。

1977年11月4—5日，钱学森在中央党校做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专题报告，介绍现代科学技术概况、科技组织工作、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12月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召开，1000余参会者进一步强化了共识，这些共识写入《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如制定科技规划需要“充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以当代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密切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要开展“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这些都被列入108项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与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同时召开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1985年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纲要(草案)》，“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被列入九项主要项目，强调“应着重于考察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性”。在该会议上，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在学科上的关系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

恩格斯(1873)认为科技是生产力的知识形态，其演化是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运动形态虽与人和自然的关系变化、社会关系调整关联密切，但并非同类运动形态。结合国外科学学研究，不适合在一个学科内同时对两种并不相同的运动形态开展研究。钱学森在1977年10月也提出“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和哲学的联系等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18]”。科学学应当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观点被提出并得到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李昌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认同。

在此次会议上，部分学者还提出以科技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同于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黑格尔自然哲学，但翻译为中文两者均表述为“科学的科学”，容易造成混淆^[19]。为此，1978年3月韩秉成翻译引介苏联“科学学”研究成果时，建议语词表达用“科学学”代替“科学的科学”。当年八月，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龚育之在中共中央党校做《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几个问题》的主题讲演时提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科学学”这门以科学这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20]。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提出“怎样科学地组织管理和领导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我们面前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不改变这种情况，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就，就不会有主动权。”会上就应当加强对科技发展规律的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成为社会共识。

1978年5月，李昌建议为加强国内科学学研究，应安排专人负责该学科建设的筹备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分管学部工作的钱三强副院长认同(李秀果,2018)。7月在北京举行了有1500人参加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李昌在闭幕式上讲话提出“自然辩证法要研究科学发展及其规律，研究近代科学发展和状况，为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服务。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要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要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与生产和科研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此影响下，其间一大批学者开始投身科学学研究，科学学研究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

1978年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试刊，杂志副主编李宝恒组织一批科学学研究论文作者召开座谈会，不仅使科学学研究更为学者所关注，而且引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领导重视。当年底，《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李秀果编辑向科学院建议由赵文彦处长来组织领导科学学学科发展工作，后请示李昌和钱三强得到批准^[21]。

1980年7月，钱三强应邀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做讲座，介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22]。发展科学学自此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认可。

1977年中国科学院首次提出应该研究科学发展存在的自身固有规律，次年苏联的科学学研究成果被引入国内，历经五年发展，1982年基本形成中国科学学的学科建制。

4  中国科学学发展的理论困境

布哈林“科技决定论”认为科技是生产力的知识形态，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科技是可以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的生产力，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简言之，科技是革命的力量。然而，生产力发展存在客观规律，与之关联密切的科技发展相应亦存在客观规律，这两种规律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必然兼容。技术周期、科学范式更替规律与经济波动周期交错是常态。

比较苏联和中国科学学起源过程，可发现科学学起源的必要条件。苏联和中国科学学诞生和发展均与计划经济体制背景相关。概言之，科技计划是利用科技发展规律的主要方式之一，科学学学科发展与之密不可分。“科技决定论”和“生产力决定论”，对生产力发展规律与科技发展规律的关系的认知有所不同，深刻影响科技计划的功能定位和科学学的发展。

按照科技决定论的理论逻辑，生产力发展规律与科技发展规律是一致的，实践中科技计划服务于提升生产力。当技术周期、科学范式更替规律与经济波动周期出现交错时，科技计划的作用在于根据经济建设中所遇问题的轻重缓急将“‘今天的课题’和‘明天的课题’结合起来”，通过调控财政科技经费支出总额与结构、科研项目、科研机构的设立与运行、科研机构空间布局、科技队伍等，保障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升生产力。简言之，科技是手段，生产力是目的，手段服务于目的，目的决定手段。因此，科技发展规律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科技是生产力，其发展需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力影响科学发展。1931年格森事件(Hessen Episode)产生推动科学学学科诞生的原因，正是在于以牛顿力学的发展为案例，论述了科学发展的动力来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4]。籍此，“科技决定论”出现逻辑自反。

在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科学“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物化在机器中的科学知识代替了劳动者，科学从而由“生产的附庸”转变为“生产的母亲”，直接成为生产力，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由于与生产结合是科学直接成为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因此科学应用于生产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皆相关。生产力借助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改变，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的生产关系则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更替。“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按照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常态。生产力发展突破既存生产关系所能适配的限度，以至不变更生产关系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属于特例。籍此，科学学学科发展主要定位于探究科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机理。1939年贝尔纳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即以科学活动的组织规律与作用为核心论题。学理上科学学趋于作为独立的学科发展。

中国科学学萌芽时学者们未能消弭上述理论分歧，以搁置方式应对。如于光远(1979)提出科学既是社会现象，又是认识现象。当其作为社会现象时，以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范畴；当其作为认识现象时，以自然规律的认识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范畴^[23]，在决定论层面并未做出判断。龚育之(1983)发现马克思主义科学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观点，最大的理论价值在于提供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社会作用新视角，但观点内容有待深化理解^[24]。钱学森(1979)引述查汝强的观点，承认社会关系对科学研究有影响，认为科技研究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活动具有阶级性特征。科学学探究自然科学研究这一特殊运动形式的变化规律，是科研管理的认识基础^[25]。对科学研究活动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作用的因果性缺乏论述，仅概括地指出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中国科学学是在容存理论逻辑缺陷，完善实践逻辑，遵循历史逻辑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李昌(1979)主张研究科学学的目的是从实际出发解决科技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科学研究系统构建、科研队伍建设、科研管理等中国问题^[26]。钱三强(1979)认为科学学理论研究一定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探索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律^[27]。张碧晖(1984)阐释科学学主要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意义尤为重大^[28]。这种学科发展出发点设置一方面避免了学科诞生便陷入理论困局，强化了学科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理论分歧长期存在以至学科发展面临困局，理论难以有效长足支撑科技研究。

5  历史经验

从中苏科学学起源历程可以发现，学科发展需处理好“求真”与“务实”的关系。科学学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科学是以实践为依据。因此，科学学学科发展首要在于坚持发扬科学精神，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准确与否通过实践检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以“求真”为最高价值取向。从实践和逻辑中发现规律，实践需要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即“务实”。在实践过程中，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存在方式不断变化，“务实”的内涵即紧扣主要矛盾开展实践。

历史的经验表明科学学发展的首要动力在于紧密围绕社会发展基本矛盾探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机理。苏联“五年计划”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预先编制的详细计划建设的开端，科学学在苏联起源于排除解决生产、技术和科学发展计划协同障碍实践。当偏离实际地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核心矛盾，开始肃反运动时，苏联科学学学科发展便陷于停滞。

中国在结束十年内乱，需要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推翻“两个凡是”教条，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中国科学学在研究和宣讲世界科技中心转移规律过程中孕育而生。以务实的态度，不盲从于国外经验、理论教条和既有认知，基于实证探究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改革开放之初，人才匮乏、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尤为突出。对此，1979年赵北望对中年科技干部现状进行调查；1981年天津市科学学研究会对天津市部分研究所所长的状况展开田野调查；1982—1986年间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等基于上海的实践对科技体制改革予以系统研究；罗祖德等基于长三角经济发展实践对科技、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开展研究；1987年于维栋、李国光和彭树堂等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实证调查。

面对世界科技发展水平差距、区域发展水平高度不平衡、世界科学学科结构变化迅速，世界科技创新激烈竞争情势，统筹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度加大。如在“务实”研究中，怎样从科技战略纵深视角，探索原始创新的规律和运行机制，促进科技创新。这更需要弘扬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开展科学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龚育之. 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63.

Gong Yuzhi. Lenin And Stalin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M]. Beijing: Science Press,1954:63.

[2]  布哈林.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 何国贤等译.台北:东方出版社,1988:127;160;288.

    Bukharin.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M]. Translator: He Guoxian, etc. Taibei: The Eastern Publishing,1988:127;160;288.

[3]  周遂志. 布哈林与科学学[J]. 科学学研究,1990,(3):109.

    Zhou Suizhi, Bukharin and science of science[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1990,(3): 109.

[4]  赵红洲,蒋国华. 格森事件与科学学起源[J]. 科学学研究,1988,6(1):18-19.

    Zhao Hongzhou, Jiang Guohua. “Hessen Episode” and the origin of the science of science[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1988,6(1):18-19.

[5]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科学和苏联[A]. 布哈林文选(中)[M]. 台北:东方出版社,1988:123,125;127;128.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unist movement history. Science and the Soviet Union[A]. Selected Works Of Bukharin(Chinese Version)[M]. Taibei: The Eastern Publishing,1988:123,125;127;128.

[6]  A.B.科利佐夫. 布哈林院士在苏联科学院[J]. 科学学译丛,1989,(6):71.

A.B.Klyzov. Academician Bukharin in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J]. Translation Of Science Of Science, 1989,(6):71.

[7]  郭毅,唐文佩. 贝尔纳与马克思主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22(5):62.

    Guo Yi, Tang Wenpei. J.D.Bernal and marxism[J]. Marxism & Reality,2011,22(5):62.

[8]  胡世禄. 几件科学学的往事[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2,13(9):6.

    Hu Shilu. Some past events of science of science[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 1992,13(9):6.

[9]  M.Polanyi. 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A]. 自由的逻辑[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3.

    M.Polanyi. The Social Enlightenment of Pure Science[A]. Logic of Freedom[M].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ress,2002:3.

[10] 付邦红. 1954年贝尔纳第一次访华[J]. 科学文化评论,2012,(6):45-46.

    Fu Banghong. The first visit of J.D.Bernal in 1954[J]. Science & Culture Review,2012,(6): 45-46.

[11] 李四光. 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经验[N]. 人民日报,1952-11-11,(3).

    Li Siguang. We must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scientific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N]. People’s Daily,1952-11-11,(3).

[12] 金风. 走俄国人的路——记清华大学教师的认识苏联、学习苏联[N]. 人民日报,1952-11-9,(3).

    Jin Feng. Follow the Russian way -- Record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study of the Soviet Union by the teachers of Tsinghua University[N]. People’s Daily,1952-11-9,(3).

[13] 关锋. 抓住时代的精神[J]. 红旗,1958,(12).

    Guan Feng. Catc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J]. Red Flag Manuscript,1958,(12).

[14] 刘西瑞.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N]. 人民日报,1958-8-27.

    Liu Xirui. How bold the man is, how productive the land is[N]. People’s Daily,1958-8-27.

[15] 张劲夫. 科学工作的大跃进需要向前推进一步[J]. 科学通报,1959,(1):2.

    Zhang Jingfu.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scientific work needs a step forward[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1959,(1):2.

[16] 潜伟,李欣欣. 贝尔纳与中国[J]. 科学文化评论,2012,(6):28-29.

    Qian Wei, Li Xinxin. J.D.Bernal and China[J]. Science & Culture Review,2012,(6):28-29.

[17] 崔禄春.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71.

    Cui Luchun.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2:71.

[18] 钱学森. 现代科学技术[N]. 人民日报,1977-12-9,(2).

    Qian Xuese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 People’s Daily,1977-12-9,(2).

[19] 张碧晖等. 科学学在中国[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251;252.

    Zhang Bihui.etc. Science Of Science In China[M].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2009:251;252.

[20] 陈益升. 龚育之与科学学[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25(1):2.

    Chen Yisheng. Gong Yuzhi and science of Science[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2008,25(1):2.

[21] 李秀果. 科学学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召开的前前后后[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0,(1):44.

    Li Xiuguo. The back and forth of the first national symposium on science[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1990,(1):44.

[22] 钱三强等. 科学技术发展简况[J]. 红旗,1980,(15):24.

    Qian Sanqiang.etc.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Red Flag Manuscript,1980,(15):24.

[23] 于光远. 谈谈科学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4):13.

    Yu Guangyuan. On science of science[J].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1979,(4):13.

[24] 龚育之.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3,(3):14.

    Gong Yuzhi. Marxism and science of science[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1983,(3):14.

[25] 钱学森. 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J]. 哲学研究,1979,(1):23.

    Qian Xuesen. Science of sci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Marxist philosophy[J]. Philosophical Research,1979,(1):23.

[26] 李昌.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科学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4):23.

    Li Chang. Study science of science from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J].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1979,(4):23.

[27] 钱三强. 可算找到老家了——谈谈科学学和科研管理[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1):39.

    Qian Sanqiang. We have found our hometown -- discussion of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J].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1982,(1):39.

[28] 张碧晖. 注重研究科学与社会[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4,(10):3.

    Zhang Bihui. Focus on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society[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1984,(10):3.

    王福涛,雷婷,张碧晖,郑代良.布哈林思想视域下中国科学学学科起源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1,39(6):998-1006

    布哈林思想视域下中国科学学学科起源研究.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