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七  计划外办学趣事

一

我在副处岗位上干了多年之后，加上某些原因，领导想给我换过位置。他们以升职、升级的理由几次找我谈话，让我接受新职务到新单位去工作。我这人一辈子是随遇而安，觉得在一个地方工作熟悉，习惯顺手，升职也不愿意换地方。他们也没办法，知道我这人没有错，没犯错，还有点倔，不好强逼我，他们怕搞不好适得其反。于是采取慢慢磨的办法，过一段时间领导就找我谈一次，间断性地找我说说，放放，再说说，又放放。“猴子不上树，多打几遍锣”，可是这只猴子倔，胆子大，不怕锣声，每次都不上树，结果都一样。领导打持久战，前后拉了半年多，反反复复找我磨，时间久了，我觉得这样也不好，要尊重领导。于是我找了个台阶下：要我说同意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组织一定要安排，我只得服从。部长笑：“好，有这句话就行了。”很快，新的任命通知下来了。我说那句下台阶的话，背后也有个原因，拟去那个单位的行政一把手几次私下邀请我去合作，且保证合作愉快，我和他是老早就相识，工作上交往过一些，知他人好，性格和善，人家这么看重你、拉你，这边又这么“抬举”你，要给你升职、推你，何不借梯下台。

我来到新的单位工作，虽是个二级院系，工作比原来复杂得多，原来的工作要单纯多了，毕竟只有科研一项，现在科研、教学、学科、学术、思政、创收、人事和师资等等都得要抓。我给自已暗自下了目标任务：教学要稳定，科研上水平，学科上台阶，队伍要优秀，待遇要改善。具体落实在教学要获奖（省级以上），科研要获奖（国家级），学科要上新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点，师资要提高整体水平，待遇要有较大提高。想到容易做到难，一个二级单位，没有办学自主权、人事自主权、收入分配自主权，所有的游戏都只能在学校游戏规则中玩，所有的活动只能在学校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怎么做得好？

我分析，这一切教师是关键，政策是核心，经费是重点也是手段。毛主席说过，要过河就要解决桥的问题。我们这里的桥就是钱，如果有了钱，就可以拿来制定政策，引进人才，调动积极性，改善待遇。有了人才，又有积极性，教学、科研、学科各方面的工作就会向前发展，大步前进。

二

我学习教育法，研究各级文件及各项政策，寻找二级院系可以自主做的事。终于，我找到了一条可以挤进去的缝。我发现每年高考的升学率远不能满足人们求学的需求，政府的办学能力有限，一时又难以扩大招生，国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开设了成人教育这一块，我们就从这里下手吧。

我们首先下力，在第一手时间里申请到了本专业在全省的自学主考专业点的设立，这是个责任，也暗藏着权利，这个招牌也标志着专业的水平和社会影响。随后，我们迅速抽出几位教师成立了“成人教育办公室”，开始筹备办自学考试辅导培训班。第二年，我们开始找办学地点准备招生。当时学校没有开展这项计划外办学工作，我们这应该属于检漏。

学校知道我们要办自学考试培训班后。当即阻止，其理由是违规。我说，我们研究了很多法规，这不违法也不违规，可以做。学校仍然反对，大力阻止。那段时间，前后有三位校领导和一位校长助理分别找我们谈话，反对和阻止我们做，可是他们除了权利和怕事，理由不充分。我没有听从，继续在校内寻找租借办学的场所，准备学生住房用。学校开始围追堵截。我们找到校一家大集体企业的一栋可用空置楼，双方谈妥了条件，第二天，他们通知我们，学校不同意我们租给你们；我们又找到校办工厂一个停产了几年的废弃车间，谈好了租用条件，未想到第二天工厂又通知我们，学校不同意我们租给你们。既是这样，我们另谋出路，我们找到校外一家单位，租了他们闲置的一栋楼房。宿舍、教室、办公室都有了，这回你管不着了吧。我们双方签了合同，便开始招收自学辅导培训生。当年招收三百多人近四百人。收入培训费等费用近200万元。这些费用全部进入学校财务，再按学校当时计划外收入的政策规定开支和分成，学校拿大头，分成回的部分按规定创收单位有自主支配使用权。

办学稳定以后，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都认为在校外办不方便，特别是对学生的安全问题不放心，万一出点事，学校就会借刀杀牛了。于是，我们要想出解决办法。一个周末我发现学校一个很偏僻多年空置基建场地，有两排只有围墙没有屋顶的残房墙，如果把它修起来，就可以办学用了。我们和基建部门商量，修起来加盖房顶后租给我们，他们欣然同意，于是签了合同。随后他们很快修复房子并配了洗漱池、洗澡间、厕所，通知我们可以搬进去了。我们正在准备搬迁之时，突然一位校领导找我，说不让我们搬，学校要用。没有房顶几十年都空置不用， 现在要用，显然是作梗。我们往学校交钱时你怎么不作梗？

我想一想，怎么办，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不行，就是要用。我通知有关人员：今晚找几辆卡车，动员学员收拾行装，连夜给我搬进去。他们雷厉风行，当晚就全部搬到位了。第二天，那位校领导上山去看房子，发现人已全部住进去了，又无法把他们赶走，只是摇头说：“那就这样吧”。

第一年冲出了重围，第二年照此办理。两年时间，我们从学校分成积累了一笔资金，于是我们用这笔钱开立自选科研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匹配经费（按获得经费比例奖励匹配）、青年教师教材编写基金、高水平论文奖励基金、老师津贴、课时补贴和奖金等。后来我们为全体老师配电脑，发手机；教师奖金多一些，在学校卖新建住房时，他们都点面积大一些的，自己装修时格调也高一些，引起其它单位教师羡慕。还有相当一部分经费，我们用来买了几十台电脑，建了一个高质量的教学实验室。

自筹经费建成实验室的第二年，正遇教育部对学校进行本科教育评估，在评估专家组进行实验室参观时，学校安排专家组到我们单位参观，陪同的校长非常得意地对专家介绍说：“我们不仅是学校重视教学，而且各单位也非常重视，你们看他们单位，自筹几十万元（九十年代还是一笔可观的经费）建设了这么好的教学实验室。”专家们不断点头赞许，校长也很高兴。专家们走后，我想：我们自筹经费时你们反对，围追堵截，现在又拿这个往自己脸上贴金。当然，这是一种没有全局观点的小人想法，从大局来讲，我不能把想法当专家讲，泼校长的面子，毕竟我们确实自筹经费建起了实验室，所以当时接待专家参观视察时，还是更加顺着校长的“话把”往下说，顺着校长竖立的梯子往上爬。

三

学校开始以为办自学辅导培训是违规的，后来发现未受到部门干预，于是学校出台一份文件，把这种形式的“办学权”收归学校，由主管部门统一招生办学。我们做了试验探路，如果我们自己办违规了，学校没有责任，还可以追究我们；我们为他们探险开路成功了，平安无事，就收归校有了。

学校发文要自己统一办培训班，不让我们再办，堵住了我们冒险开辟出的辅导培训这条路，断了我们激励所需的自创收经费的财路。使我们已出台并执行的科研、教学、预研基金和激励措施文件即将夭折，构成了危机，怎么办？还有什么办法？

我发现我们的专业当时在社会上比较热火，人才缺乏，很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需要更新知识、提升水平和能力。正好国家当时也很重视这方面，有在职研究生培养这一块，我们配合国家在职培养人才需要，立马转向，紧紧抓住这项工作。我们紧密和有关部门沟通，取得支持，然后开展招在职生培养。学校对这一块有政策，也希望发展、扩大学校计划预算外的收入，因为毛收入的大部分学校提走，往下办学学校百事不管，分文不掏，一切费用由办学创收单位从分成的小部分经费中开支。这种用权和规定坐收渔利的好事当然支持。问题是，这块被吃掉肥肉后的骨头，各个院系也都想啃。那就看谁办得好，取得好的效果和效益。在院系成人教育办公室和教职工的努力下，在职研究生培养工作进展顺利，规模不断扩大，学校收入不断增加，我们的分成收益也不断提高。我们用这些经费，通过奖励、津贴、考核、基金等方式，进一步调动了教师积极性，提高和改善了老师待遇，有力地支撑了教学和科研改革，促进了学科建设和老师队伍建设，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成果不断取得。后来我们获得了几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和一批省部级科技奖，教学上也获得了几项国家级成果奖；新增了一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涌现了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有了二位“973”项目首席专家，学院连续多年被学校考核为优秀。

回想起我们不听话，倔着干，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如果办学期间出点事故，或者自考通过比例低，家长闹事，那就大难临头了，后果很严重。如果当时决策不当，管理不好，一脚踏空，造成损失，下面怨声载道，上面趁机追责，即使我们决策时是经过了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总得有人负责吧，谁呢？舍我其谁。那时，我的下场、我的去路就很难想象了。给小鞋穿，把我调离岗位、降职、降级，我也毫无办法。好在神灵保佑，几个干部认真负责，几年来未出一点小事，别人拿不到丝毫过错。好在我十分尽心，同事们十分精心，使每项决策都步步为营。如果出点事情，引致领导的极大不满，真要找你的岔子，总是可以找到的，何况欲加之罪。我要是和他们换位，我就不干了，必然下手。好在我遇到了好领导，我们领导心胸开阔、大度、不和我计较。好在，我没有当领导。

回想起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做的是二杆子事：居然敢冒犯“对抗”上级，搞好了单位，富裕了教师，损失了自己。本来领导原来对我评价还可以的，多次评我为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和优秀工作者，由于我总是别出心裁，不听话，校长从评价说我是“点子干部”改为“没有全局观念”。我是站在那个山头就唱什么山歌，你当校长有全局观点，为什么总是只考虑本校的发展，从不考虑全国其它的高等学校的教育发展？书记原说我工作有思路、有办法，从客气地说要和我讨论工作、出出主意到见而避之。领导对我评价和态度改变可不是好事。好在我不谋利、不谋官，也就无所谓了。因为把单位办得好，教师待遇相对较好，安心搞好教学科研，这才是实在的。我得到最大收获是自我陶醉，自我精神安慰。其实，绝大多数领导都是不喜欢二杆子的，我也不喜欢我的手下中有二杆子，如果有，我可能会严惩不贷。可是我自己又偏偏当二杆子，这大概是性格所致。

                                                              （2017.10.22.）

二0八  推荐保送研究生

九十年代中，有一年10月的一天早上6点多钟，我还没有起床，电话铃响了，我接过电话，对方说他是××，我听声音确认是，他是我们的一位上上级领导。这么大的官，又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立即从迷糊中清醒振作起来。“您有什么指示？”我探问。“今年的研究生免试推荐工作开始了，我这里有一个学校的关系户，他是某大公司的一把手，与我们学校有合作关系，对我们学校很重要，他儿子在你们学院读本科三年级，成绩还不错。只是按成绩排序他进不了免试推荐之列，你看，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推荐出去。”我听后感到为难，如实回答：“领导：是这样的，学生成绩排序是公开的，而且在几天前也向学生张榜公布了，我们无法再调整。”领导说：“你们再想想办法，争取把他免试推荐。”“那恐怕不行，学生成绩排序已经公示了，我们不能违反原则。如果我们这里让他插队了，那样可能在学生中会引起骚动。您学校不是有机动指标吗，您再拨一个名额给我们，戴帽使用，或者从学校教务处直接给他放到免试名单中，不必要让我们来按程序办。”我这样应付。

领导听了这话，楞了一会：“好吧，那就算了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看来他是很失望，很不满意。放下电话，我的心里不安了：“我怎么这么二呢？怎么一点缓和的口气都没有呢？这样会不会给学院和我，甚至学校带来什么不良后果呢？”转念一想，这种违背原则的事，他没有理由拿小鞋给我们穿，如果那样，我就只有再想办法。后来还是领导有水平、有涵养，他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让我们平安地过着日子。我想，这件事我又当了一回二杆子。此后，我每每遇到那位领导，面上总是不那么自然，我心里总是有一些不安，感觉对不住他。其实他一直都是一位严肃而原则的领导，完全是为了学校，办这事估计也是无奈，而且是对我有信任和期盼才找我，再说这个学生成绩也在推荐边沿上。我何苦那么不开窍，不灵活，不能为领导分忧解难，不能为学校做点事，硬是要当二杆子呢？

                 （2016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