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后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已与珠三角地区持平，但港澳台资依旧流向该地区，领先的区域创新能力被认为是此现象的成因。基于2003—2013年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以验证上述假设。发现中国内地港澳台投资目的已由生产型向非生产型转变，但理论上应随之出现的技术向度转向资本偏向趋势，在现实发展中明显滞后，调整技术向度的需要目前尚未成为影响港澳台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所达到的程度还未对优化利用港澳台投资产生本质性影响。在未达到足够水平的情形下，创新能力只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籍此建议强化引导港澳台投资企业技术向度向资本偏向调整，提高设备更新激励强度，基于协同创新确立内地与港澳台新的经济合作基础。

关键词：投资动机；投资区位；技术向度；港澳台投资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外商直接投资(FDI)促进经济增长，中国FDI额在GDP中的占比每增加1%，可使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0.137%(沈坤荣,1999)。1992年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后，巨大的市场容量和无限供给廉价劳动力吸引外商投资加快流入，规模迅速扩张，到2014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1]。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1992年全国及上海、江苏、广东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中“实际利用外资额”统计分析可知，上海、江苏和广东成为国际投资热点区域。它们在全国FDI实际使用额中的占比1992年达50.11%，2013年上升到63.48%。东道国与投资来源地之间的族裔联系对FDI投资区位选择有特殊影响(W.Kerr,2008)^[2]，分析对华FDI来源地的结构可发现具有族裔联系的港澳台一直是主要投资来源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2013年按主要国别（地区）分实际利用外资额，国家商务部编《中国外资统计2013》中1987—2012年香港投资情况数据统计，2003—2013年期间对华FDI实际使用额中港澳台投资占比2013年最高，达64.59%，2005年最低也有34.32% 。

投资来源地与投资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对FDI 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Kravis和Lipsey,1982；杨晓东,2004)，广东与港澳构成的“中心—外围”经济系统被认为对FDI具有很大吸引力(T.Chyau和Ng Linda, 1995)。根据2004—2014年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按国家或地区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统计数据计算，2003—2013年这十一年间中国实际利用港澳台投资额27.29%分布于广东，广东实际利用外资额中港澳台投资占比达60.22% 。

随着中国人口老化及城市化水平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发生改变。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年增长率5.4%，到2014年已降至1.9%^[3]。继2004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局部出现“民工荒”现象之后，2009年该现象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再次出现并持续存在，生产要素禀赋结构随之发生改变。分析中国内地港澳台实际利用额分布区域结构变化可发现，投资区位已由广东转向苏沪。根据2004年与2014年《广东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按国别（地区）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计算，2003—2013年间广东占比由44.83%下降到19.9%，江苏从25.72%上升至28.61%，上海从8.95%增长到11.26% 。该现象早在九十年代就曾被发现。香港工业总会(1990,1991,1993)对成员企业中国内地投资情况进行过三次调查，李小健(1996)于1994年亦对香港工业总会成员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刘璟(2012)统计分析2001—2010年港资投资地变化，均发现有向北方扩散趋势，其中长三角港资增长最为明显。

2001—2013年历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之前江苏职工工资水平低于广东，驱动港资北上的主要原因被证实是为降低生产成本。然而，2010年后江苏职工工资水平已高于广东，上海职工平均工资更是一直高于广东。用“为降低成本”解释港澳台投资北上现象的成因缺乏效度，需要寻找更有效的解释。

FDI基于投资动机评价东道国投资区位价值，投资区位选择变化与投资动机变化关系密切。在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发生改变的情形下，中国内地各省份对港澳台投资的区位价值发生变化。需要改变港澳台投资的投资动机不变的假设，才可能有效阐释港澳台资本在中国内地的投资行为策略选择逻辑，才可采取对策，更好地利用港澳台投资。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政策系统调整开始一轮政策周期。到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轮政策周期终结。2014年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沪港通)机制试点等一系列政策推出，开启新一轮政策系统调整。政策系统调整对港澳台投资的投资动机与投资行为策略选择具有深远影响，厘清此轮改革启动时所面临情势也是评价此轮改革绩效的必要条件。藉此，选择以2003—2013年期间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假设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结合是产生FDI的主要原因，借助分享东道国的区位优势FDI得以强化自身优势(J.H.Dunning,1981)。FDI强化自身优势的需求产生投资动机，根据投资动机选择投资行为策略，调整投资区位和生产函数是FDI主要投资策略。

根据2004—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按国别和地区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测算港澳台投资额在对华FDI实际利用额中所占份额以发现内地澳台投资对中国利用外资的影响程度。统计对华FDI实际利用额与港澳台投资额环比增长率，通过比较以发现对内地投资的动机强度变化。

港澳台投资在对华FDI实际利用额中的占比2013年最高(64.59%)，2005年最低(34.32%)，平均49.06% 。变化趋势显示2005年前小幅下降，之后转为上升趋势。港澳台投资环比增长率2008年最高(30.61%)，2005年最低(-8.65%)，平均12.91%，2008年以来呈下降趋势。比较实际利用额环比增长率变化趋势，对华FDI与港澳台投资基本相同，差异在于2005年前港澳台投资低于对华FDI，之后则高于对华FDI（图1）。

（略）

中国从2002年开始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外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列入《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项目立项实行核准而审批。政策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扩大，投资障碍减少。上述情形反映开放程度提升有效刺激了外商对华投资，对华FDI中非港澳台投资大量涌入使得港澳台投资占比下降。

2005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补充协议二》，内地对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全面实施零关税。这极大的降低了港资的投资成本，港资占比自该年起基本呈现上升趋势，2005—2011年期间港澳台投资远高于对华FDI实际利用额环比增长率，港澳台对中国内地投资动机较强。随着港澳台投资在对华FDI中所占比重上升，2009年后占一半以上。

2012年因全球经济衰退，对华FDI实际利用额出现下降，港澳台投资环比增长率降幅大于对华FDI。2013年在自由贸易区的设置以及外商投资项目审批优化等政策作用下，下降趋势得到扭转。基于上述现象可知，港澳台内地投资具有特质性，2005年后投资动机强度明显较高且主导对华FDI投资策略变化趋势。

FDI在东道国投资的目的主要有三种，或者在市场导向下为强化跨国公司内部化优势，如欧盟投资；或为发挥跨国公司技术优势，巩固所有权优势以促进贸易，如美国投资；或在生产导向下为分享东道国禀赋优势，如香港投资(港资)和东南亚投资(P.A.Patrie,1994；Luo,1998)。由此可将FDI投资动机分为生产型与非生产型两大类。

FDI扩大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比较成本差距，从而刺激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因此FDI与国际贸易存在互补效应(小岛清,1975；Blomstrom等,1998)^[4]。出口贸易方式通常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类，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比较成本差距如果源自生产要素价格，FDI生产型将推动加工贸易增长；如果源自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非生产型FDI将刺激一般贸易扩张。因此，FDI深度影响东道国出口贸易的规模与结构(M.Blomstrom,1991)，FDI的出口贸易结构体现其投资动机，FDI出口贸易总额中一般贸易额占比反映FDI非生产型投资动机强度。

广东、江苏和上海出口贸易结构受FDI出口主导。2003—2013年FDI出口额在省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江苏2013年最低(59.1%)，2006年最高(77.06%)，平均70.55%；上海2003年最低(63.56%)，2010年最高(69.68%)，平均67.35%；广东2013年最低(56.15%)，2005年最高(64.94%)，平均62.03% 。上述三个省份实际利用外资额中港澳台投资又占较大比例。如广东2011年最高(66.99%)，2005年最低(52.11%)，平均60.22%；江苏2013年最高(58.59%)，2006年最低(15.59%)，平均41.87%；上海2013年最高(50.95%)，2005年最低(16.26%)，平均34.35%(图2)。因此，广东、江苏和上海出口贸易结构直接体现省份内港澳台投资的投资动机。

投资区位选择变化体现在投资总额省份结构变化上。省份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在全国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总额中的占比，反映港澳台内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偏好(图2)。

（略）

生产函数决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中份额比例上升的生产要素种类即技术变迁向度(Abramovitz,1956)，一般用资本与劳动之比(K/L)反映，其变化体现生产函数调整程度。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公布了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中国统计年鉴统计了城镇港澳台投资企业年底就业人员数，因此“人均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即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

根据港澳台投资向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的长三角地区转移现象，排除以为追求廉价劳动力以维系生产导向性出口投资动机不变作为解释理由，假定劳动力成本上升已引致投资动机由生产导向型转向贸易促进型。籍此提出：

假设1(H₁)：一般贸易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X)与人均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Z)正相关(+)，且存在因果关系。

在非生产投资动机促进下，港澳台投资趋于转向选择投资于市场容量更大，更适宜资本偏向型技术发展的区域。空间集聚是技术创新分布的基本特征^[5]，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功转型为创新驱动由局部率先实现突破，创新能力强的区域更易实现技术向度调整，这将驱动港澳台投资向这些区域集聚。在美国经济趋于复苏的形势下，具有族裔联系的港澳台投资较之其它对华FDI来源地投资相对更为稳定，港澳台投资在省份FDI总额中的占比将提高。籍此提出：

假设2(H₂)：一般贸易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X)与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额省份占比(Y)正相关(+)，且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向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的省份转移投资推测，这些省份在较强的创新能力支撑下已更替生产函数，技术向度由劳动力偏向转向资本偏向。换言之，随着投资动机变化，港澳台投资区位选择转而偏好技术向度资本偏向。籍此提出：

假设3(H₃)：人均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Z)与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额省份占比(Y)正相关(+)，且存在因果关系。

本文的变量选择及变量关系假设见图3所示。本文利用2004—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测量上述变量，验证假设以明晰港澳台投资向长三角地区转移是否是发展转型升级所致结果。

三、变量测量

根据2004—2014年广东、江苏、上海三省份统计年鉴中“按贸易方式分的出口额”统计省份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出口额占比(图4)，分析非生产投资动机强度。比较三个省份一般贸易出口额占比平均值，上海最高(52.45%)，江苏次之(37.41%)，广东相对最低(28.18%)。上海出口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相应港澳台非生产型投资居多；江苏六成，广东七成贸易出口为加工贸易，相应港澳台投资多为生产型。

（图略）

比较一般贸易额占比年均增幅，上海上升2.14%，江苏上升6.25%，广东上升14.62%，江苏和广东一般贸易额占比上升相对较大。这显示港澳台在江苏和广东的投资动机可能发生由生产型向非生产型转变。但2011年后该变化趋势出现差异，江苏和上海保持增长，广东则趋于持平。这表明港澳台在广东的投资动机向非生产型转变停滞。

（图略）

根据2004—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广东、江苏、上海三省份统计年鉴中“分国别(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从业人员年末人数”数据计算三省份港澳台投资人均FDI实际使用额(图5)，广东最低，江苏最高。由此可见，三个省份港澳台投资企业技术向度变化存在较大差异，江苏资本偏向明显，而上海则呈现劳动力偏向，广东劳动力偏向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由此可见劳动力成本上升与技术变迁资本偏向现象仅在江苏同时出现，这种现象在广东和上海并未发生。

港澳台投资区位选择偏好强弱，可借助三省份港澳台投资在中国内地港澳台投资额中的占比变化反映。测算上述指标以评价三省份港澳台资投资区位选择偏好(图6)。比较三省份港澳台投资在港澳台中国内地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平均占比广东最高(27.29%)，江苏次之(23.6%)，上海最低(7.97%)。广东占比降幅达50.92%，下降趋势明显；江苏和上海占比小幅上升，2010年以后江苏超过广东。比较三省份非港澳台投资占比情况，平均占比江苏最高(30.82%)，广东次之(16.92%)，上海最低(14.98%)。广东和江苏变化趋势基本持平，上海小幅上升。

（图略）

分析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增长率，基本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非港澳台FDI。港澳台投资江苏增速最快(20.84%)，上海次之(19.24%)，广东(8.59%)。而港澳台投资中国内地平均增长率为12.89%，江苏和上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广东对港澳台投资的投资区位吸引力在下降。非港澳台外商直接投资全国年均增长率1.56%，上海最高(9.81%)，江苏次之(7.71%)，广东最低(5.42%)，三个省份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假设检验

（一）相关性分析

应用SPSS 22检验广东、江苏和上海等三省份一般贸易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X)、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额省份占比(Y)、人均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Z)之间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1。

结果显示X与Z在广东呈显著正向强相关，广东与H₁相符；江苏呈中等强度正相关，上海呈中等强度负相关，但均不显著，H₁对江苏和上海不成立。X与Y在江苏呈中等强度正相关，在上海呈正向强相关，且均显著，江苏和上海与H₂相符；广东呈负向强相关且不显著，H₂对广东不成立。Z与Y在广东呈正向强相关且显著，与H₃相符；上海和江苏均呈中等强度负相关且不显著，H₃对江苏和上海不成立。

（二）协整检验

为防止出现虚假回归，采用Eviews8.0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对一般贸易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X)、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额省份占比(Y)、人均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Z)等三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X、LnY、LnZ。检验类型按相应原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采用AIC准则确定。对广东的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表2)，结果表明LnX、LnY、LnZ均为二阶单整。

进一步分析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上述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表3),可知LnX、LnY、LnZ之间均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LnX、LnY、LnZ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亦表明广东一般贸易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X)、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额省份占比(Y)、人均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Z)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对江苏的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表4)，结果显示LnX、LnY、LnZ均为二阶单整，继而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表5),可知LnX、LnY、LnZ之间均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LnX、LnY、LnZ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明江苏一般贸易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X)、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额省份占比(Y)、人均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Z)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对上海的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表6)，可知LnX、LnY、LnZ均为二阶单整，进而对上述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表7)，可知LnX、LnY之间均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LnX与LnY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明上海一般贸易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X)与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额省份占比(Y)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LnX与LnZ、LnY与LnZ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上述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回归分析

综合相关性分析与协整检验结果，进一步对具有相关性的变量做回归分析以确定其因果关系。结果显示，广东一般贸易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X)与人均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Z)，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表8)，H₁对广东成立。

江苏与上海两省份一般贸易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X)与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额省份占比(Y)，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表8)，H₂对江苏和上海成立。

广东港澳台投资实际利用额省份占比(Y)与人均港澳台投资实际使用额(Z)，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表8)，H₃对广东成立。

综上所述，H₁和H₃对广东成立，而H₂对广东不成立，这表明港澳台投资的技术向度在广东已发生向资本偏向调整，投资动机相应也开始转向为促进贸易。与此同时，技术向度资本偏向引起港澳台投资向省外转移，这表明上述转型遭遇障碍。H₂对江苏和上海成立表明江苏和上海更有利于港澳台投资实现非生产投资动机，H₁和H₃对其不成立则说明技术向度转向资本并不是成因。

五、讨论

创新的本质是为适应生产要素结构变化，将生产体系中已不适配的生产函数予以创造性毁灭，引入新的生产函数以重新组合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实现生产要素有效利用(J.A.Schumpeter,1912)。中国在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情势下，以资本替代劳动力才能适用该变化。三个省份均出现港澳台投资动机由生产型向非生产型转变的趋势，但2011年后该趋势在广东省出现停滞。与此同时可发现广东省港澳台投资技术向度劳动力偏向并未出现明显调整，而港澳台投资区位选择对广东省的偏好也显著下降，广东对港澳台投资原有的地缘优势已大为弱化。创新能力不足已制约广东利用外资，港澳台投资在广东调整技术向度遇到障碍。

随着港澳台投资动机转变，上海和江苏对港澳台投资的区位价值明显上升。江苏出现技术向度向资本偏向调整。然而，回归分析否定了该省港澳台投资技术向度资本偏向与区位选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表明有助于技术向度调整并不是目前吸引港澳台投资的主要因素。港澳台上海投资动机一直以非生产型为主，并不以利用低廉劳动力为目的。在工资水平提升，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情形下2008年后港澳台对上海投资技术向度却出现劳动力偏向迅速深化。这进一步表明便于调整技术向度还不是港澳台投资区位选择偏好转向长三角的主要原因。

广东、上海和江苏区域创新能力在中国各省份中均位列前茅，具备FDI调整技术向度的必要条件。据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支持下完成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测算，全国各省份创新能力由强自弱排名，广东自2008年以来一直位居第二名，江苏自2009年以来一直位居第一名，上海2001—2008年期间一直位列三甲，其间还曾数度夺冠，2009年虽有下降但仍排名第四^[6]。然而，领先的区域创新能力仅在江苏成功支撑港澳台投资技术向度转向资本偏向，而且该转向尚未成为投资区位优势的新基础。简言之，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所达到的程度还未对优化利用港澳台投资产生本质性影响。在未达到足够水平的情形下，创新能力只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是区域发展努力发展的方向。

六、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中国国际经济合作需要寻找新的基础。对华FDI的投资动机有所调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对FDI的投资区位选择也已产生一定的影响，绝对竞争优势培育过程中蕴含新的经济合作基础。然而，因统筹不足所产生的政策干扰，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效的发挥会有阻碍。江苏、广东、上海同为中国经济发达和区域创新能力领先的省份，港澳台投资技术向度选择省份间却存在差异。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仅能为深化外资利用水平创造必要条件，直接奏效还需政策进一步引导。基于对2003—2013年粤、苏、沪三省份港澳台投资变化统计分析，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一)强化对港澳台投资企业技术向度资本偏向引导，提高设备更新激励强度。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后，为支持港澳台投资企业渡过难关，2009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支持港澳台资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加快转型升级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包括重新放宽对加工贸易业务范围的限制、为“三来一补”企业设立专用外汇账户以解决其资金运作问题、减轻企业社会保险负担等。这些政策在缓解港澳投资企业经营压力的同时，也使其技术向度被锁定，陷入路径依赖，2008年后广东省港澳台投资企业技术向度资本偏向深化发展因此迟缓。

江苏省同期出于同样的目的也推出了类似的政策措施，颁布了也适用于港澳投资企业的《江苏省关于支持台资企业健康平稳发展和加快转型升级的若干政策意见》。然而，2012年同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与广东仅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施行不同，江苏省全面推行。该举措更为有效地推动港澳台加工贸易企业转型，技术升级改造，更新设备。因此，江苏港澳台投资企业技术向度资本偏向程度远高于广东。

(二)亟待确立内地与港澳台新的经济合作基础。为应对劳动力供给状况的改变，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CEPA协定后，主要采取了两类政策举措，以建立新的内地与港澳台经济合作基础。一类是通过推动产业转移，调整港澳台投资区位，以此为存量生产要素重组，为产业升级创造机会。另一类是加大财税对研发的支持力度，以促进与生产要素结构变化适配的新生产函数产生，并将其引入生产系统。换言之，即推动产业技术向度向资本偏向转变。这些举措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港澳台投资在三个省份均不同程度出现资本偏向变动趋势。

劳动力成本上升情势下技术向度适于资本偏向。但技术向度资本深化在广东却引起港澳台投资下降，这表明不能将技术向度调整等同于研发。研发提供可供更替选择的生产函数，要改变技术向度还需有可供新生产函数重组的生产要素，以及融入生产系统的条件。广东、江苏和上海研发能力在中国内地各省份中位列前茅，政府对研发的支持力度均一直较大。近年产业转移促进政策也推动释放低效配置的存量生产要素。然而，港澳台投资对广东下降一方面是技术向度资本深化发展缓慢所致结果，另一方面是新的生产函数引入生产系统后出现不适的反映。江苏和上海技术向度变化与投资区位选择不具因果则表明：以创新为基础的区域绝对竞争优势还未形成，目前尚不足以成为内地与港澳台经济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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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企业中国内地投资动机、技术向度变化与投资区位选择研究.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