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江畔的好心人(17)

我从大观山果园走出，是想到新安江去，据说可在那里开六谷山（即开荒种玉米）。这条出路，大概是到果园后，有人告诉我的，所以，一不如意就付诸行动。其实，我当时还不很清楚新安江在哪里，手头也没有地图，只知道循江上朔，一直向西走，可以到达。

杭州在钱塘江北岸；钱塘江东接杭州湾，西连富春江；富春江则由北支新安江和南支兰江会合而成。钱塘江很短，仅肖山以下一段，有钱塘江潮。富春江很长，经过富阳、桐庐、建德三县，自古亦是著名的风景区。而新安江从1969年新安江水库建成蓄水后，几乎整个淳安县成为千岛湖，更是现代的旅游胜地。水库建设开始动工，淳安乡村开始移民时，这时可能有一段混乱时期。无业游民是不是可趁这混乱时期，在那里随便开荒谋生，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当时没有实现开初的打算，走到哪里，而是在富阳高山村落户了。几年之后的文化革命时，我真有机会徒步进入湖区。当时还未蓄水，乡村已经无人，只见断墙残壁，有时还会见到返回的村民。

我从果园走出的第一天，肯定没有走出杭州地区。中午吃饭时分，来到一个小镇的饭馆门口。门口一个厨窗摆着许多凉菜，厨后的经卖者还忙着切肉准备新的。我没有钱买，却久久站在窗口，拨拨这碟拨拨那碟，终究不敢冒然端走。切肉者喊，买好的，快端走。我轻轻地应声说，我要换一碟，行不行？他说，可以，随便挑，挑好就走。于是我大大方方的端了一碟白斩鸡到桌上吃起来。我真有点怀疑他会不知道我没有付过钱，很有可能知道我没有钱，故意让我端走的。

与我同桌的有俩位农村大妈，看了看我说，吃这么好的鸡肉，不买碗米饭，多可惜。我说我没有粮票。她就找出几两粮票给我。我又说，我也没有钱了。正在此刻，突然走过一个男人恶狠狠的说，你们这些流浪汉，迟早都得抓起来。吓得两位大妈慌忙起身。但等那男人走后，她还是回身递给我几毛够买一碗饭的钱，虽然嘴里埋怨我不该讨了粮票，又要钞票。

中午过后，我就开始找过夜的地方。在大城市，这好解决，随便找个车站、桥下都可以。在农村，就没有合适的处所，何况已在冬天，露天很冷，如何度过这寒冷的长夜？一路上，已向好几位农民提出住宿的要求，都遭到拒绝。最后，在一个建房工地边停下来，又向几位正在劳作的农民提出这个要求。他们没有回答，但也没有拒绝。已近傍晚时分，更不能放弃这个最后的机会了。我哀求道，哪怕是稻草堆，让我钻一夜也行。他们说，那绝对不可能，稻草堆是大队集体的，如果着了火，那可不得了。直到收工时，哪位年轻点的、约莫４０岁的农民将我带回家，并与大家一起上桌吃晚饭。他家虽是一座茅草屋，饭菜却不错，大概刚杀了过年猪，一桌菜蔬，多大肉和猪下水。

饭后，他让我坐在灶门前取暖。在江浙一带，灶门在灶台的另一面，它对着柴仓，柴仓前有烧火凳。凳前设一灰塘，饭做毕后，灶膛内的炭火就退到灰塘内，还可以用来煨肉和取暖。他和一位老者也坐在烧火凳上抽烟聊天，就是不提我留宿的事。等我追问，他们说做好事也很为难，因为有过这样的事，半夜里求宿者却偷主人家的东西跑了。我无奈地说，我额头上又没写着“好人”两字，也不能向你证明我是好人，只有留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我还在，才能说明不是坏人。

夜已深了，老人也走了，主人才拿了一件蓑衣铺到柴草上，让我睡在柴仓里。待我睡下后，又抱了一床网套给我盖上。第二天早上我当然还在，他两口子也很高兴，招呼我吃了早饭，又量了一升米倒在我的包里，送我走。

第二天走到富阳一个农村，据说这里就叫皇天畈。五十年代初，作为黄岩农校学生到杭州实习时，我们曾来过皇天畈。记得一次傍晚散步时，我们走到的路两边，都是一人高的茅草。村民说，现在村子附近有一个劳改农场，那应该就是原来的荒地开辟的。老年农民留我吃饭、过夜，夜里聚在一起聊天，叮嘱我不要到那农场去，勉得被抓走。有一位瞎子，靠打草鞋为生，送我一双草鞋。大家夸他说，好事就要做在眼面前，他又去取了一双给我。第二天早上，一位老婆婆带我走上大路，避开那劳改农场。

第三天走到新登，这是富阳的一个区级镇。在汽车站我乞讨到新安江的路费。一位大个子给了我一元钱，另一位给我一斤粮票。给粮票的就是高山大队支部书记孙火荣。他们是大队书记，结伴到县上开会的。听了我要去开六谷山的打算，孙火荣说，他们大队缺一个看牛的，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愿意去。于是他让我先上山找生产队长。这个大队真的在高山上，空手从山脚爬山，爬到名叫火烧基的高山村，也要花一个多钟头。晚饭时分，我终于找到了该村。村民很好客，已是1962年快过年的时候，家家生活都不错了，都招呼我吃饭。晚上，大家围着我问这问那，我一一如实回答，很快就知道我是大学生、家庭成分地主，支书让我来看牛。当时村里还没有电话，不能与县上开会的支书通话，队里其他干部研究了两天，还是不敢作主留我。最后叫我到公社去询问，如果公社同意，再回来。社员们都以为我只能走了，大家炒了玉米等，给我作为路上的干粮。我到公社后，竟没有一位领导肯作出明确的答复，最后有一位干部说，只要高山大队肯供你吃，我们不阻拦。所以我又回来了。

直到孙火荣开会回来，才正式把我安排在第一小队看牛，在作为小队仓库的厅房里安了个床铺，大队部还给我买了一床网套，老社员周昌生当年单身时用的、可移动的全套小灶具也给了我。我就成为高山大队的新社员了。马上就是1962年春节，许多人家送好菜给我，使我过了个好年。正月家家频繁待客，也请我这新社员作陪。我这叫花子，只穿一套破棉衣、有时鸡巴都会露出来的，竟成为桌上贵宾。这段时间，确是我一生中最被人尊重的时光。

我大概只看了半年牛，农忙开始不久，就参加田间劳动了。我农村出身，体力尚可，从每天挣七、八分到九分，一年多以后，就成正劳力，挣十分工了。最后，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拔秧、种田，算不得最快，也不是太慢；犁、耙、耖，驾牛讲究选好犁路耖路，更要有点数学算计，才能犁得快，耖得平。与平地水稻田相比，山上的水稻梯田，糊田塍最讲究。因为梯田外坎最易漏水，所以田塍要用四齿田轧糊两遍，要结实，而且大小一致，绝对水平。最后用田轧头的两个齿拖出与顶面平行的楞线，非常美观。这些农活，虽是粗活，比过细木工，还有节凑。复职后，几次回去，都想再试一试，可惜都没有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