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矿感兴趣的人员都应该知道David I.Groves,在我未深刻了解Groves之前，就知有其人。

1．因为博士期间主要研究辽东裂谷成矿规律，所以就不得不读张秋生撰写的那本经典的《辽东半岛早期地壳与矿床》，即使到现在也觉得张是中国矿床界最富有才华的人之一。了解了张秋生，进而知道了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CGP），而Groves恰恰在那个时候是这个计划的秘书，和张多有来往。

2.读博士期间，有一位师弟暑假期间，去吉林澳华公司经营运行的白山金矿打工，而主管是我读本科时学校的一位老师邱玉民博士，不过在我读本科时他已离开了学校，只是通过其他老师之口知道有这样一位老师。邱玉民的博士导师就是Groves先生。

3.2005年8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地质矿床协会（SGA）主办的第八届国际矿床地质会议，这是该会议首次在欧洲之外的国家举办。分会议题一“构造、岩石圈和深部地幔对矿集区和大型矿床的控制”，召集人第一个就是Groves先生。

Groves生于战火纷飞的二战期间，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鼓励他好好学习，以求未来有所成就。而Groves在小学就展现了良好的学习潜力，获得了一般人很难拿到的语法学校的奖学金，因此有机会进入实验班，用一年时间完成别人两年时间的课程。这给了Groves只要努力学习就可以获得超出自我想象的成就的启示。幸运来临了！当Groves随父母搬到遥远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时，在Hobart中学里有一位富有激情的地质学老师。更幸运的事也来临了！Groves考上了塔斯马尼亚大学，遇到了当时在澳大利亚最富盛名的地质学教授Sam Carey。Carey告诉他的学生，要勇于挑战所谓的正统观念，要学会运用整体分析方法解决宏观问题，他的告诫规划、决定了Groves的一生。也是在塔斯马尼亚大学里，Groves碰到了2007年彭罗斯奖的获得者Mike Solomon教授，Solomon教授为人幽默、生活多姿、交往广泛、朋友成群，这让Groves很痴迷，立志要成为一名经济地质学家。在塔斯马尼亚大学里，他还有幸认识了他未来的太太Sue女士，他们拥有两个孩子：Annabel 和Iain。

更为幸运地是（为什么幸运总是大驾光临他的头上呢？为什么我之小民有的一个也碰不上呢？），在塔斯马尼亚地调局从事了几年的区域性矿产远景调查评价后，他成了西澳大学经济地质系的一名讲师。西澳大学那时是澳大利亚的精英大学，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当时已经在谋划成为全澳大利亚的采矿和勘探中心。Groves成了后来建成的这个中心的一员，有机会和一些富有才华的学生一起工作，趁假期，Groves去了约翰内斯堡（Igoli）的Witwatersland大学访问，见证了那里的研究人员是如何依靠一个团队带动整个系发展的。一回到西澳大学，在Neil Phillips的帮助下，也许是最后一位支持挑战正统观念的“圣斗士”，Groves开始组建金矿研究团队，最后成为了西澳大学三大经济地质中心最早的一个。Groves在这里工作的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每年大约有40个博士和大量的硕士为之工作，我想开始提到的邱玉民博士也是这个中心的精良产物。这些学生后来许多都成为地质界的佼佼者，如Craig Flibberty Hart和John Hronsky，他们是SEG最近几年杰出的演讲者。这个中心也吸引了许多著名的访问学者，如Rob Kerrich和Rich Goldfarb，尤其是后者，Groves更是与其合作，提出了目前风行一时、叱诧风云的“Orogenic Gold Deposits”，并且在中国得到了扩大化发展。

纵观Groves的地质人生，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一、上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主要在他的早期导师Mike Solomon指导下，研究塔斯马尼亚地区世界级的与花岗岩体有关的Sn矿床，这方面的一篇文献是《The Geochemical Evolution of Tin-Bearing Granites in the Blue Tier Batholith, Tasmania》，发表在1972年6月份的EG上。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在东北大学图书馆里翻阅过一本有关Sn矿床的书籍，还以为是Groves的著作，后来发现《Metallogeny of Tin》是Bernd Lehmann的作品，有点儿失望。二、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西澳大学研究与科马提岩有关的Ni矿床。认为Ni硫化物形成于受混染的科马提质岩浆流过的熔岩通道中的动态的、开放系统的条件下，在EG上至少可以找到Groves为第一作者的三篇文献，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同时Groves也在研究太古代变质岩区的演化，早期的生物-水圈系统以及它们与矿床的内在关系，主要成果发表在了Nature和Scientific American上。三、在上世纪90年代，和许多著名的经济地质学和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合作开始研究西澳的金矿，主要运用了观察、分析、理论和模拟方法手段，以求探寻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金矿成矿作用，最终和Goldfarb合作导致了造山型金矿系统理论的诞生、成型。

超级大陆旋回是板块-构造理论的拓展，标志性的文献是1992年和Mark Barley合作发表在“Geology”上的《Supercontinent cycl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etal deposits through time》。第一次论述了周期性长期性的不同类型矿床的分布可能与超级大陆聚合-分散的时间序列密切相关。例如非造山、大陆沉积物为容矿围岩的矿床产出的高峰期就与陆壳的稳定性和存在大而稳定的大陆板块拼合事件有关。在地球演化史上，只有两个公认的超级大陆拼合：新元古代的Rodinia和早中生代的Pangea，聚聚散散，合合分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人类的演化史何其相似，所以许多东西上苍冥冥之中就已注定了的，任凭你翻江倒海，最后也只不过埋没黄土的几根碎骨。对矿床而言，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任何矿床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它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背景的”。

除上面所提及外，Groves在铁氧化物铜金矿床（IOCG）、REE矿床、全球矿床成因、概念性勘探靶区确定方面也有着深刻的认识，还是为数不多的近十年来研究地幔岩石圈与矿床关系的学者之一。Groves尤其擅长在前寒武纪高中级变质岩区内的金矿研究，这些高中级变质岩区的变质岩好像鲁智深拳打的镇关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要想“一识庐山真面目”，需要废寝忘食的努力、卓尔不群的思想，EG100周年之际，Groves受邀写了《Distribution，Character，and Genesis of Gold Deposits in Metamorphic terranes》一文。Groves的成就离不开政府资助在西澳大学建立的“战略性矿床研究中心”，作为这个中心的主任并成功使其发展为“全球矿床成因研究中心”，是世界上目前最著名的研究矿床成因的研究机构之一，还承担了一些商业性合作项目。

Groves退休后，并没有赋闲在家，安度晚年，而是积极投身于Newmont和Anglogold Ashanti，还被介绍去了Andrew Lee Smith of CanacoResources，在那里，他有机会和他儿子Iain合作，Murray Hitzmann经常半开玩笑地对Groves说；“你儿子比你在地质方面强多了！”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钻孔里发现了品位为4.3g/t和12.5g/t的Au，是Groves和他儿子Iain合作的亮点所在。

Groves一生和人合作共发表过500余篇文献著作，是澳大利亚科学院荣誉会员，曾经分别担任过澳大利亚地质学会、经济地质学会和国际地质矿床协会的主席。共获得过10个奖项，包括了SEG的银奖（1990）和彭罗斯奖（2009）。Groves在经济地质学方面的思想贡献深深地影响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从事经济地质研究的人士，特别是对前寒武纪、造山型金矿的研究必将成为经典、载入史册，为后人所敬仰，进而将其思想发扬光大，脉脉相传，如涓涓细流，无穷无尽。

                                                    Groves的风采（照片来自西澳大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