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在明尼苏达大学开会，并顺访了几个明尼苏达大学的同行教授。大家交流现在在做什么，有什么进展。其中一个教授把他最近刚发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内容告诉我，我暗想“你就不怕我把你的想法偷了？”我想他肯定没有设防，当然我也绝没有想偷他的idea的想法，到是他的研究对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很有启发。当然我也和盘说出了我实验室在做的题目和进展—以示公平和以诚相待。我也没有想着他要偷我的想法。互相提了不少建议。都觉得挺有用，聊得很开心。另外两个教授带我去他们的基地，看他们培育的、最近准备命名的新品种（10几年的研究成果），也不担心别人去偷，意外的惊喜（也在预料之中）是和其中一个将做个小的合作项目。想想这些开会和交流对自己科研的提升很有帮助，特别是知道别人眼下实验室正在做什么，和同行进行实质性讨论，让自己的科研少走弯路。

想想在南农兼职已有好几年，和国内小同行和大同行也有一些合作研究，但总觉得不过瘾，合作的深度不够,大多限于帮助修改文章,参与一些项目经费申请和分配等。一直想扩大实质性合作，但效果不好。我想肯定是自己水平有限，资源缺乏的原因。

我到目前为止的学术生涯一共发表和共同发表了近100篇论文，除极少数外，都是SCI的，虽然没有什么“地动山摇”的论文，总数也不算很多，但主动合作和被动合作的论文还不少。最近刚接受的一篇是和我的田纳西大学的同事Dr.Robert Auge合作的原创性论文 （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合作在美国太容易了，而且很愉快。

项目和论文合作有三种，第一种是自己主导，可以做大部分工作，有少部分需要别人帮忙，所以邀请人家和你合作。完成论文时，你把对方有贡献的作者列入。第二种是和第一种对换角色，别人邀请你合作和帮忙，别人把你（和你的研究生？）列入作者。第三种情况是合作双方几乎平等，即贡献相当，一般这都是大项目，需要很多人，大牛人之间合作。一个人主导完不成。

前两种情况，作者位置由邀请者确定，即依照贡献大小列到恰当位置，作者名单由被合作者确定。

什么时候要邀请项目和研究论文合作？最常见的的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实验室不能完成某个实验，又没有商业机构服务可以帮助完成，不想花钱或没有钱。这里也包括数据分析，特别是深层次数据分析。如应用别人的方法来做和自己相关的研究，请别人帮助分析你的数据，一般都是技能和领域互补的合作。

二是综述性论文的合作。这种论文的合作比较简单。如果你被杂志主编邀请写个综述，但缺一部分或几部分，你可以邀请其他人。如果杂志的综述稿件不是“invitation only”，是公开接受投稿，通讯作者通常先和杂志的主编联系，先写一个摘要和提纲，如果符合，主编或负责review的副主编会邀请你投全文。通讯作者应该组织全文的大段落，将全文分解成几部分，邀请人家写自己不擅长的那些部分。所有作者，都要认真修改和按时返回修改稿。国内有些合作者常常出现的问题是，反正我又不是通讯作者，对自己的工作考评也没有什么帮助，答应的那部分开始时答应得很爽，常常拖拉，不认真写，结果还是得通讯作者自己弄，但这种情况在美国就相对很少。如果没有什么参与，就不会列入作者名单，没有“荣誉作者”。

比较难的合作是第三种，相对平等的合作，或者说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合作通常是从头开始的合作。在美国，通常是谁最先提出原创性合作“点子”（idea），就由谁主导，并负责主要工作，包括写项目，写文章，写报告。但通常合作的人都是和自己互补的，一般不会打架，也不存在利益分配的问题。在国内常常出现的问题是，也是常常纠缠的是，原创性研究的合作过程中idea被偷窃。很多人怕，所以很少有深层讨论，没有发表的，包括已经投稿的，也不愿意讨论和交流。这和在美国完全不一样。大家好像都把同行当小偷防着。

对一些想偷想法的人，怎么办？如何防止你的idea被别人盗窃？其实“诚信”是最好的防盗锁。有诚信，可以不设防。没有诚信，设防也很难。但为了保险，所有的通讯应该以email为主，这样有记录可寻。如果是在一个会议或访问时的讨论，尽快跟进一个email，会说“在。。。我们答应合作。。。，现在我正式邀请您参加。。。合作。我将做什么，你将做什么。。。前段时间beida和qinhua的事件最后也是通过这些证据裁决的吧。

对于不愿交流的人，无论是在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自然都设防，这样自然就关闭了交流的大门、小门和侧门。大家自娱自乐。以前大家问我在做什么，我什么都说，也问—美国习惯。现在我也会对一些人说“都在瞎做，没什么值得提的”。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的研究，但是这个态度是我很讨厌的。对于一些人，无法有来有往，只好无来无往了。

在国内合作难，一是诚信。当整个社会都缺乏诚信的时候，谈学术界诚信是不容易的。但我也确实有一些很有诚信的圈内同行。大家能够做些交流。和好多国内同事讨论，大家都认为，校内合作比国内合作难，国内合作比国际合作难。

这种合作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评价体制的问题。对于第一完成单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详细要求和追求不可思议。在美国，极少人会提到自己的名字会放到哪儿，几乎没有人会提共同通讯，因为在西方的文章中，这种很少。学校和系的评审没有人会去数第一、共同第一、共同通讯。当然一个教授自己实验室出论文是基本期望。帮助别人就是帮自己，没有“荣誉作者”，没有“不劳而获”。这样才能做大项目，才能做出实质性的技术变革。

如何改变这种评价体系？只有机构领导才能改变。必须改变考核机制。上月在国内和南农大的丁副校长谈起此事，他说南农正在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从制度上鼓励合作，鼓励讨论，提供合作的环境和讨论合作的场所，鼓励合作的大论文，弱化第一完成单位等，强调实质合作。这种合作文化，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的，有这个开始，我要点个赞！

程宗明，2016年8月17日 Atlanta, 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