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涂子沛的《数据之巅》，全书分为小数据的历史和大数据的崛起两个部分。作者把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分为两个百年、7个时代，第一个百年是：初数时代、内战时代、镀金时代；第二个百年是：量化时代、抽样时代、开放时代、大数据时代。后四个时代至今仍在延续产生影响，该书只按标志性事件标记点，没有划分终点。

   在该书的171-172页提到了下面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考虑向烟草公司增税，理由是吸烟损害了大众的健康，国家的医疗开支因此增加。哈佛大学的维斯库西教授在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这项政策做了分析之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政府不仅不应该向烟草公司增税，还应该给它们发放补贴。原因在于，美国政府要为老年的养老金、养老院、医疗保障等支付一笔巨额遇用，而吸烟草易导致早死，这部分早死的人无形中减轻了政府的负担”。结论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维斯库西的分析被批评者斥责 “愚蠢”、“荒唐”、“不近人情”，便好笑的是，还真有利用这个结果规劝抽烟者，劝他们少为国家和“贡献”。维斯库西教授也是研究生命统计价值的权威，他的结论还真不是哗众取宠。2001年，捷克共和国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并且提出了同样的结论：国家不应该向烟草行业征税，而应该补贴它们，因为吸烟者确实为国家“省”下了一大笔钱。

   ......2008年奥巴马上台之后，这位平民出身的黑人总统也非常重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政府决策的作用。2011年，他也颁发了一项专门的行政法令，要求在计算无形收益时，还必须“平等、人类尊严、公平以及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影响。”

   2012年8月，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杨宜勇所长发布了他的一项研究成果：2010上，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62.74%。他认为，这表中国的民族复兴已经完成了62.74%。2013年11月，杨先生又发表了新的研究结果：截止2012年年底，复兴指数由2010年的62.74%增至65.3%。杨先生的结论引起了争议和哄笑。调侃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为民族复兴这件事本身不可以量化，二是感觉62.74%这个结果和个人感受相差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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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生活、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处处都有量化的需求。如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期刊评价，很多机构、很多研究人员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从被引频次到影响因子，再到h指数，一个个指标在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期刊提供着“数据支撑”。没有一个指标是万能的，当指标出现之后，不要急着去挑它的缺陷，要看它的长处，要发挥它的优点，要找到这适合的“环境”和“对象”。

   就象各个学科的的发展越来越与数学交叉，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数字化、精确化。大数据的发展将各种类型的量化提供越来越是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