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的水平，绝对没有资格谈论这个话题，也万万不敢谈论。但看了别人的言论，转述一下并顺便搭车说几句，应该是允许的吧。说到做学问的境界，流传最广的应该是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的那个三重境界说。其实，王国维先生所谈论的，是做学问的三个不同阶段。刚开始，还没有确定研究目标，有点漫无目的，所以“望尽天涯路”；有了研究目标之后，需要废寝忘食去探索，才会“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问题得到了解答，感觉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静安先生说得很清楚：“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这显然是就同一个学问家做学问的过程而言的。对于不同的学问家，其做学问的境界肯定各不相同。有没有高低之分？ 应该是有的！比高低大概是人的天性，幼儿园的孩子也会互相不服气，禅宗的和尚看山看水，还要分出几个境界。记得我们上中学时，最爱探讨关羽马超武功的强弱，鲁迅郭沫若文采的高低。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曾写诗回忆当年“时常关马比高下，也曾周郭较短长”的情景。既然生活在人类社会，就无法超越人的天性。那么，怎样来分境界的高低？估计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伟大的孔圣人有一个说法，做任何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关于这句话，虽然看了很多解释，但对“乐之者”三个字，还没有完全理解。我总觉得，“乐之”不仅仅是“以之为乐”，而是含有“乐于奉献”乃至“乐此不彼，死而后已”的意思，这是和“好之”的最大区别在所在。

   再看另外一个伟大人物的观点。1918年4月，柏林物理学会为普朗克六十岁生日举办庆祝会，爱因斯坦在会上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分为三类。一类人“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另一类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如果只有这两类人，那么科学“这座庙堂决不会存在”。第三类人是那些远离世俗，抛弃功利，以宗教般的热情探索自然界普遍规律的人，这才是真正高境界的科学家（为了避免歪曲爱因斯坦的原意，我将爱因斯坦的演讲附在后边，请诸位看官自己鉴赏）。

   如果我对“乐之者”的理解没有错，那么爱因斯坦和孔圣人的观点就暗合了。我之所以那样理解“乐之者”，是因为我不相信孔圣人会把乐趣当作最高境界，这和他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一点也不相符。一个真正的学问家，当然会享受到做学问的乐趣，但有时候往往是充满痛苦的。比如，“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来衡量，当今大部分做学问的人，毫无疑问属于最低层次，因为其目的都很明确，无非是发论文、拿学位、评职称、评奖、拉项目等等。即便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先生，也只能是一个“好之者”。他超越了世俗的功利观念，但缺乏一种对文化的使命感，离最高境界尚有距离。那么今天这世界上还有高境界的学者吗？我相信有，而且亲眼见到过。评说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可能会招来一堆砖头，还是说一个和学问无关的虚构的人物吧。有人曾经很认真地研究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境界高低（见过很多蔑视武侠小说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那些小说根本就没看过），我觉得达到最高境界的应该是乔峰。他有一身绝世独立的武功，也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官厚禄，但为了制止人类的互相残杀，他放弃了这一切，最后连自己的生命也主动奉献了。他在极度的悲壮中达到了武功的最高境界。至于扫地僧，那是出世者，是武功之外甚至是境界之外的人物了。

附录：爱因斯坦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演讲------探索的动机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实在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我们刚才在想象随便驱逐了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对建筑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于作出决定。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末这座庙堂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为天使所宠爱的人吧。 

   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但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象被赶走的那许多人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理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像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的标准的严格精密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对于他的主题必须极其严格地加以控制：他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的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能及的。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但是当人们畏缩而胆怯地不去管一切不可捉摸和比较复杂的东西时，那末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名吗？ 

   我认为，是够得上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有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生命)的描述，也就是说得出关于这些过程的理论，只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太多地超出人类理智能力。因此，物理学家放弃他的世界体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个什么根本原则性的问题。 

   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由于有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可以假定，会有许多个同样站得住脚的理论物理体系；这个看法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在所有可想到的构造中，总有一个显得别的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地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它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兹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定的和谐”。物理学家往往责备研究认识论者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我认为，几年前马赫和普朗克之间所进行的论战的根源就在于此。 

   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们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我常常听到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力和修养，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们敬爱的普朗克就坐在这里，内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样提着第欧根尼的灯笼闹着玩。我们对他的爱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谈的说明。祝愿他对科学的热爱继续照亮他未来的道路，并引导他去解决今天物理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为了解决这问题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论同电动力学、力学统一于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

(见《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