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花一天时间把中国农民调查看完了，我本人农民出身，因此对于若干个改革细节有亲身的体验。看完之后才知道改革过程之异乎寻常的艰难，而且是很多农民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今天早上看到新浪网报道的教育部要求南方科大学生参加高考的消息和朱清时的回复,感到很是无奈。虽然从“包产到户改革”到“南方科大改革”看似不相关，而且前后相差三十多年，但本质问题却何其相似。

朱清时说，让什么改革都要在法律法规内进行，肯定不现实。三十多年前，小岗村的农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小时候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对包产到户这么好，而新闻里却说农民要冒着生命的代价呢？”原来不要搞“包产到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来的，因此包产到户当时是违法的，而且违反的是中共中央刚刚决议通过的法律。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农民还顶风作案。我并非仅仅佩服他们的勇气，而是在想农村已经苦到何种程度，才让他们冒着必死的决心进行改革。于是他们开始的口号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朗朗上口，而且没有提包产到户。原来农民也会玩语言艺术，也会玩政治。

历史总在重复，1990年左右的农村税费改革，要把各种中央地方的摊派、税费统一起来，一年交一次，土地三十年不变。我印象中我们临汾也是90年左右实行的，可见当时我们动作还是比较快的。而在真正开始尝试改革的安徽却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原因在于这项改革断了基层各个单位，甚至是中央摊派的财路，而且这个东西也是“违法”的，与国务院的很多条例都相悖，与当时要求维持稳定的原则相悖。强烈反对的是人大部门，因为这些措施违反了现有法律，既得利益者也对税费改革强烈反对。阻力空前，但酒香不怕巷子深，墙内开花墙外香。搞改革的镇子受到县级领导的空前压制，只能说一套做一套，撒谎说我们没搞什么改革。但消息不胫而走，其它省市纷纷学习，于是才慢慢扩展开来。终于有一天有了大领导的排版，才从非法摇身一变成了合法。

三十年过去了，同样的问题又上演了。一些勇敢的开拓者举起了教育改革的大旗，而事实上南方科大的办学原则的确违法了现有的法律，也违反了维持稳定的大原则。但改革就是查缺补漏，除旧革新，完善体制。不解决矛盾就不是改革了。回过头来看邓小平92年的南巡讲话，的确气度非凡，高瞻远瞩。

教育改革的方向正确与否的在教学一线的老师和学生最有发言权。农民还有个村民代表大会来讲讲理，可能正是因为他们不懂国家的这个税法，那个税收条例，所以能讲真话，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因此，基层有良心的领导才有改革的动力和勇气。可是现在高校的教师代表大会能代表教师和学生的声音么？从什么渠道能真正了解到底层的需要和声音呢？我不知道。朱校长了解现实和底层的需求么，我也不清楚。我尊重法律，但更希望了解底层的声音和需求，完善法律，让法律真正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并非既得利益者。但是这个简单的设想实现起来却如此的漫长，三十年来还未曾改变。

回望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虽然科技进步了很多，但其实我们还停留在原地。以现有的模式，南方科大的改革成功与否注定要靠某个中央高层领导拍板才能将其由非法变为合法，而这个拍版也是在看到拓荒者收获了粮食，找到了黄金之后才会赶来捧场助威。

在中国，改革者是可敬的，也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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