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2012年年关的时候，各地异地高考方案在国务院多个部门的再三催促下总算陆续出台。但是方案的出台，并未获得人们预期的效果，尤其是颇受关注的京沪方案既未能满足非户籍人口对异地高考的迫切需要，也遭致户籍人口的强力反制。由异地高考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因为方案的出台得到缓解，反而有加剧的可能。前不久上海曝出的“蝗虫”说就让人揪心了一阵子，日前《中国经济周刊》又发文“两个北京家庭的异地高考‘战争 ’”，提出“异闹”说，更是将异地高考问题再次推向风口浪尖。笔者大概浏览了一下，发现网民对此事的评价，还是户籍人口的声音明显占上风，有的说：我们家庙小，容不下这么多奇形怪状良莠不齐的人；来北京上班哪个不是为钱来的？从心底支援北京的有吗？信誓旦旦说建设贡献？原来知青上山下乡那才是贡献！你们少欺负我们了！当然，也有支持异地高考的声音：北京人这么牛？好吧，我们非北京人，也可以有权不做南水北调，有权不做西气东输。话已经说得很难听，就差撕破脸了。单从言语上看对立情绪十分尖锐。那么，异地高考真有那么难，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异地高考？

户籍制度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户籍人口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锦上添花式的要求，政策依据就是户籍制度。非户籍人口，即使是工作生活居住在那儿，那也不能算是北京人、上海人。可是依据宪法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法还对父母作为监护人，履行对未成年人实施义务教育有明确要求。试问与子女天各一方，父母如何行使监护人的职责？

教育公平是社会平等的基石，在中央推进城镇化战略的新形势下，非户籍城市人口子女对教育公平的诉求，高于户籍人口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特权。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所走过的求学之路，就是一条备受歧视甚至是屈辱的经历：无学位——打工子女学校学位——民办学校学位——民办公助学校学位——义务教育均衡学位，即使是实行义务教育均衡的今天，他们的求学之路依然无法与城里人家的子女相提并论，否则就不会有7500万留守儿童，无法跟在父母身边读书。城里人总喜欢抱怨，乡下人给他们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麻烦，可事实是历次城市化都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质是转嫁城市就业危机，这一点温铁军先生在做客世纪大讲堂上有详实论述。异地高考，头一回轮到乡下人向城里人发难，城里人却以如此大度回敬了他们，情何以堪。

北京、上海，一北一南。一个是首善之都，一个中国最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可是这两个地方的异地高考方案最让人失望，公众和民意普遍表达不满，认为北京“门槛”最高，上海方案是活稀泥抹光墙。北大张千帆教授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说，上海的方案不及格，北京的方案只能得零分。

其实，北京、上海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大踏步地实施异地高考，还是让我们拿事实和数据说话吧。早几年就听说，北京上海随着人口自然出生率的下降，分别出现了学位空缺现象。这一现象也完全可以从近年来两市高考人数的锐减看出：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北京、上海参考人数均达10万以上，至2012年已经减少为：北京7.3万人、上海5.9万人。因为一方面参考人数在减少，另一方面高招指标却未做大的调整，于是2012年北京一本录取率超27%，上海也超过20%，而全国平均水平大约是8.5%。而同期广东考生人数却由2008年的61.4万人，猛增到2012年的69.2万人。数字悬殊如此之大，说明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加剧教育不公的祸根。异地高考呼声日渐高涨的同时，北京、上海两地却在独享户籍制度带来的高考红利，难怪有人将异地高考视为“异闹”“蝗虫”视为洪水猛兽。我不知道这该让人感到庆幸，还是汗颜？

众所周知，北京上海两地不仅基础教育底子厚，高等教育资源也是全国最充沛的。高考人数的减少，既为基础教育腾出了空学位，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异地中考的需求，也为异地高考预留了宽松的竞争环境。北京、上海远超出全国高考录取率平均水平，理应拿出更大的勇气接纳异地高考，而不是只顾自己的一己私利，于中央实施的城镇化战略于不顾，于广大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读书难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