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愿坐冷板凳是一种科学境界

据《科学网》消息，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日前在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指出，院士要用一种平常的心，科学的心来对待所谓的事情，要愿意坐冷板凳，不要热衷于各种各样的活动。

笔者不从调查过此类问题，但近些年来由于院士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的急剧放大，在各种功利的诱惑下，院士想要一门心事坐冷板凳未必有先前那么容易。相反爱凑热闹、喜欢追逐名利的在科技界渐成风气。因为社会上不时有企业拿出重金礼请院士做代言人；也有地方政府或者高校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把院士当花瓶一样供奉；还有各种大型项目、工程，各种评奖、庆典都有院士在嘉宾名列。这种看似院士热的背后，却使院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显然，要把这种现象简单怪罪于院士是不理性的，因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外界社会因素所致。但是，这并非说在外界环境的干扰面前，院士们个人主观的努力就一概无效。相反依据辩证法内因决定外因的学说，笔者确信通过院士本人的道德觉醒仍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扼制这一态势的发展。

科学与政治不同，科学家与歌星大腕也不同。科学不是用来作秀的，科学家也不是用来当花瓶使的。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科学的作风是坐冷板凳而非凑热闹、图轰动。可以说甘愿坐冷板凳就是一种科学境界。

科学史上秉持这一科学价值观的科学家不计其数。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要想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几乎是不可能的。甘愿坐冷板凳就是淡泊名利，就是一门心事专注于科学事业。那种试图把坐科学的冷板凳，同追逐功名的热闹兼于一身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或许有点像某些政客最终不是倒在膨胀的权利欲上，就是注定拜倒在石榴裙下一样，科学家一定是远离名利场的。

这使人们自然想起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为人，正像徐匡迪院长所举例的钱学森、袁隆平、王选等，他们都堪称楷模。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回忆起自己的老师张香桐院士时说：先生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其矢志不逾、永不言败的精神，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行事风格。”这样的人格与那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科学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杨雄里院士所总结的那样：“在许多意义上，这些前辈们是一群科学上的殉道者，他们贡献于社会许多，但从未企求，也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

前几年过世的王选院士，除了他的方正照排系统，还给科学界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淡泊名利，甘愿坐冷板凳。就在方正照排技术日臻完善，公司收益日益丰厚的时节，他毅然决然选择了退役。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我对方正和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多年来，袁隆平院士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一位喜欢骑摩托车到田间的科学家。无论是在科研尚未取得显著进展以前，还是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他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农民科学家的形象，因为他能经得起功利的考验，田间地头就他坚持要坐的冷板凳。

还有许多院士谢绝一切社交活动，专心致力于科普创作，轰动一时的院士科普丛书就是这样面世的。

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生活并没有因获奖而发生丝毫变化，他们一如既往地投身自己的科研工作。比如197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就曾斩钉截铁地回答记者的提问说：“我的研究主要是由我的兴趣决定的，并不为获奖所影响。”事实上，自他37岁时就获奖算起，他的科学研究生涯如日中天，为了自己心仪的科学事业，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吃住在原始丛林之中，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朝夕相伴。

这种科学精神在西方是有其传统的，这或许同西方科学家所推崇的科学的纯洁性有直接关系。在西方科学家看来，科学家不必向政客献媚，向权贵低头，科学也不会轻易被世俗功利俘获。

对此爱因斯坦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科学家之所以受人敬重，那是因为科学事业是纯洁而神圣的。科学家之所以可爱，那是因为科学家的行为是由兴趣和好奇心使然。也因此，科学家才甘愿坐冷板凳。

居里夫人的女儿在母亲的传记里这样写道：“科学家知道，这些人生来就是为了研究和发现，他们要研究，要发现，一直到力竭为止。”但愿这句话能为院士们所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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