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政府不应该为“愚昧权”服务，那很可能会演变成用纳税人或消费者的钱为愚昧买单。

来源：基因农业网，孙滔/文

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直接关联自身的事物，公众都需要知情权。只是，“知情权”这个概念需要去伪存真，多数人并未认真对待这件事。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例如传统医药问题。众所周知，西药中扑热息痛（学名为对乙酰氨基酚）是缓解感冒症状的有效成分，而多数号称对感冒具有特效的中成药悄悄添加了数量不等的扑热息痛。这些中成药常常并不对扑热息痛进行成分标识，如果患者不知情而大量服用感冒灵冲剂（在没有医保政策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医生常常超量开出中成药），则很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严重影响。然而，我们并未看到有对此强制标识的规定，号称“无毒副作用”的感冒胶囊广告大肆横行。

在此问题上我们需要知情权。我们需要知道这种中成药是否添加了扑热息痛，添加量是多少，以及除扑热息痛外，该药是否还有缓解感冒的其它有效成分。

当某些人群怀着崇尚传统或爱国的朴素情怀，以“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药无毒副作用”这些错误认识为指导而忽视这种知情权的时候，“愚昧权”三个字就呼之欲出了。的确， “知情权”是当下无比重要的政治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话语可以被滥用，甚至发展成“愚昧权”。如果“愚昧权”仅影响其本人的话，他人似乎无权干涉，但“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药无毒副作用”的口号天然具有蛊惑中国人的力量，这就不得不让人认真对待。

世界上往往存在一些悖论让人难以理解。这些忽视扑热息痛知情权的人们，往往同样以崇尚传统的情怀来要求强制转基因的标识。

其背后仍然是“愚昧权”作祟。如果相信科学（主流科学界对合法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并无异议），那么强制标识也就失去根基。令人意外的是，不仅是“愚昧权”的推崇者，甚至部分认为转基因安全的人士也认为，强制标识是知情权的基础。

是否强制标识，正是国民科学素质高低的试纸，也是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展现。知情权并非全系于政府给予，更多的知情需要自己去了解发现。对于转基因问题，更重要的知情权是了解转基因的实质，并进一步明了科学共同体的结论，而非在谣言蛊惑基础上，在怀疑中分辨“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

强调“愚昧权”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比如，按照某位全国政协委员的逻辑，“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农村孩子应该享有留守家乡的权利，而放弃进城受教育的权利。毫无疑问，如此“愚昧权”会让中国陷入深渊。

同样，在大量农村父母秉承“读书无用”的观念而让儿女早早出去打工也是在推行“愚昧权”。强制实施义务教育就是在剥夺这种愚昧权。

如果大多数公民呼吁“愚昧权”怎么办——比如转基因标识问题？窃以为，政府依然不应该为“愚昧权”服务，那很可能会演变成用纳税人或消费者的钱为愚昧买单。

政府做不到完全的转基因强制标识（零阈值），正如水稻研究专家王大元所言：中国的转基因标识法采取了零容忍政策，看起来是全世界最严厉的了，但这没有科学依据，实际上这有点糊弄那些反转人士。因为麦当劳、肯德基以及各种中餐馆的鸡肉、猪肉、牛肉大都是转基因饲料转化而来，其烹炒所用油、糖等各种添加物也大都是转基因材料加工而得。而这些并无标识。

如此，在没有将所有含转基因成分的商品标识之前，甘肃的转基因专柜就成了一纸自欺欺人的空文。也就是说，即使反转人士也没法做到“认真”二字，否则他们将在转基因面前无路可走。

挺转人士即使如马克.林纳斯也认为应顺从民意政治，他乐观推测转基因的无处不在会推进普通民众对转基因的认识。但无论是零阈值标识，还是某种定量阈值标识，对于社会而言，都会增加巨大的成本，这包括生产和流通、销售链条上的检测与标识，发生纠纷后的诉讼成本——他们最终都将导致的产品价格抬升。

事实上，食品标识应当是对营养成分的标识，而非对其安全性的警示（这与药品不同）。如果标识象征着安全警示，那也就意味着，标识法规是对科学知情权的蔑视、对“愚昧权”的妥协；这种妥协实际上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尊崇科学”原则的大步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