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开封给全地球人民发出的信号令人欢欣鼓舞。为了配合这个压抑多时之后突然欢腾的气氛，我特别盼望能够犒劳一下比窦娥冤还冤的胃袋子。于是乎，我作为始作俑者约出政法教授、文化老师和陈导去到烤鸭店吃好几块无比油腻的鸭皮鸭肉。

偶尔我不知天高地厚在K歌厅里引吭高歌人间大爱，周围的人总能听出杀羊即将死但又没死透那一两分钟的绝望咩咩惨叫声势。久而久之，我就五体投地地崇拜那些在歌厅里能成功吸引他人聚精会神听唱的成功人士。在这一领域，唯一让我排斥的是听到长江以北的兄弟姐妹展开歌喉大唱粤语歌曲。比如说，每当我听到他们将“一”发“yà”音的时候就想去拉尿。有时候我也很自卑地想，他们听我说南宁普通话时说不定也很有便意呢。

同样的道理，我还十分崇敬能写诗的文人。老同事辛建保教授写的诗我都是要细细品味的。只可惜，最近辛教授不怎么勤奋创作了。好在中部不亮北方亮，我还能看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政法教授时不时吟诗一首。在昨晚的免口罩性打尖席间，政法教授赠我诗一首：

庚子季春赠施大夫

故人重把盏，相对如梦寐。

三月疏忽过，死生已相违。

扁鹊膺二兄，施泽于未委。

疾恶见天寿，期颐聊可慰。

注：相者云，老年天寿星主疾恶宫，则生命力旺盛。

这让我想到自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的医疗形势，思来想去的三个大问题是：我们往日里是不是存在过诊过治的情况？如果确有其事，过诊过治有多严重？今后能否改良诊病不太理性的状态？

过去的两个月多时间里，除湖北以外全国各地医院的工作量大都巨幅度下降。期间全社会肯定会存在下列几种情况：一些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因为得不到化疗/放疗而导致病情恶化；一些癌症患者因为疼痛等症状不能得到及时的对症处理而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离世；一些需要接受血透的肾功能不全患者因为封城而不能前往医院治疗而导致病情加重；一些红斑狼疮患者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化验而延误诊断和治疗，以致在短时间内进展到狼疮性脑病……

虽然存在上述种种情况，但这毕竟是碰到了灾难之时，是谁都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我们在工作中看到的这类情况并不是很多，实际上是少见事件。即使在封城最严厉最困难的时候，全国各地绝大多数紧急和危重症患者还是能得到基本的救治。

问题来了，医院早就基本上都恢复了正常的接诊能力，但几乎所有医院的一些科室都存在大量的空床，门诊患者人数也只是平时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很多病人这个时候并不愿意来到医院，关键是病情允许他们不就诊。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因为担心第二波疫情反扑，医院还必须沿用新冠肺炎筛查程序，住院需要一个隔离过程；二，拟施行择期手术如心脏搭桥术或前列腺增生症切除术等等的患者往后安排；三，轻症患者可以忍受，不一定需要来医院；四，一般都采取了网上预约挂号的形式，可能不太方便。

不管怎么说，一旦有病必须接受治疗，没有人会故意忍着不到医院来。既然在过去两个多时间里到医院就诊的患者人数大大减少，医院恢复正常的工作之后并没有出现积压患者大量涌进医院的情况。反过来想，在此之前有些患者来到大型医院并非都绝对有必要，可能存在过诊过治的情况。其实，要得到这方面的确切证据并不困难，组织有关人员做一个系统的研究就能拿出一个科学严谨的报告。

一方面看病难，另一方面过诊过治，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