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中国科学报：“钱学森之问”的“三重问”

《中国科学报》 (2014-12-25 第6版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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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彬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于高等教育界的人来说，这可能算得上是最熟悉的一个问题了。

    2005年，，钱老提出的这一“钱学森之问”让整个高等教育界都无言以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努力求索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久前，在《经济观察报》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共同发起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几位学者便在一个对话环节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番新的讨论。

    “时代影响”还是“行政制约”

    对于“钱学森之问”，钱老本人曾经有过解释。他说目前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对此学界有很多讨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真的没培养出杰出人才吗？

    对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徐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疑问。

    “首先我不赞成‘大学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说法。举个例子，杭州普通学校培养的人才已经成了亚洲首富。”徐辉希望，大家在考虑“钱学森之问”时，能关注另一个问题。

    原来，在“钱学森之问”提出6年后的2011年，美国《纽约时报》也曾公开发出另一个疑问：为何当今世界难觅“大思想”？

    “这个疑问可以被称为《纽约时报》之问。这是一个同样深刻的问题。”徐辉说，与之前的爱因斯坦、凯恩斯、丹尼斯·贝尔等思想、学术大家相比，当代的全球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与之等肩的人物，为什么呢？

    “换言之，‘钱学森之问’不但在中国存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同样问题，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处于信息化时代，海量信息使人们根本没时间思考‘大问题’。没有思考，也就难成大家。”徐辉说。

    无法出现大师的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而非教育本身。徐辉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引来了质疑。

    “必须承认，中国的大学教育是存在问题的。”发言中，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项贤明表示，创新人才培养本身非常复杂，大中小学各阶段都存在自身的问题。对于大学而言，目前最主要的原因依然是过度的行政干预，这种干涉也是抑制我国大学创新能力，包括影响我们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最主要原因。

    “小明模式”还是“老王模式”

    在行政化的问题上，项贤明讲了一个故事。

    长跑爱好者小明组织了一个长跑社团。社团每个月进行一次比赛，冠军获得一张奖状和一些小奖品。参加比赛的几乎都是长跑爱好者。其中，小强因为能力出众，几乎每次都能拿冠军。

    老王是个企业家，加入小明的长跑社团后，他出资把比赛的奖金一下提到每次10万元，但是比赛规则和裁判要由老王主导的领导小组确定。从此，社团的所有成员都要关心怎么去跟老王搞好关系。而小强因为个性太强的关系，无法与老王相处而离开，此后一个长跑能力不强却处事机灵的小张屡屡拿到冠军。

    “我们的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长跑社团，最适应运作的模式是小明模式，而不是老王模式。但在有关部门的不断干预下，我们的大学在不断地被推向老王模式。”项贤明说。

    在他看来，目前国内大学普遍存在学术权力过小、行政权力过大的问题。“学术权利形成基础是学术组织的学术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权威，其运作逻辑是平行的。而不论哪种方式的行政权，最后的逻辑都是层级的，我国的行政干预诱导着学术扭曲，这是对大学最严重的伤害。”

    然而，行政权是否真的就是“洪水猛兽”呢？

    徐辉的专业是世界大学教育。据他介绍，17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非常“自由”，纨绔子弟众多，彼时两校的办学质量很差。但19世纪的德国大学却在政府管制下办到世界顶尖。“自由与控制，在大学的教育中是一对非常深刻的矛盾，如何处理要视国情而定，不能简单地认为管制就一定是不好的，自由就一定是好的。”

    徐辉表示，目前国内的行政化的确有不适合大学多样化发展之处，但认为大学之所以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完全是因为政府管制太严，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高分学生”还是“趣味学生”

    如果政府的行政化并不是导致高校培养优秀人才能力低下的唯一原因，那么在高等教育层面，还有什么原因呢？

    此次对话的主持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曾看到过一篇微信中流传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哈佛大学招生时，看中的并不是得高分的学生，而是有趣的学生。而最近他和海外回来的朋友交流的结果是，现在在美国，如果一名学生在高中阶段不搞研究和创新，根本没希望进入顶尖大学。

    “高等教育阶段尤其应注重个性化培养和创新人才培养，但看一下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做什么，依然是标准化的入学考试、标准化的升学毕业渠道、统一追求就业。换言之，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大学应该提供个性化的教育，但我们恰恰走了背道而驰的路。”文东茅说。

    提到个性化教育，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程介明回忆起了一段往事。之前，程介明曾在哈佛大学从教过一段时间。当时他有一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二年级本科生。交谈中，这名学生说他目前在MIT教书。

    原来，在MIT有一个制度，允许每个本科生申请教一门课程，这名学生现在教授的是爱情电影，目前有23个学生，还配有一名助教。

    “哈佛大学也有类似制度。”程介明说，他们在招生时，鼓励学生暂时不要入学，而是休学一年，学生可以旅游、做生意，甚至是躺在海滩上什么都不干。

    “哈佛希望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寻找自己。事实上，无论是哈佛还是MIT，其做法的实质都是在发挥学生自身的积极性，给学生留出属于自己的空间。这就像中国画的留白一样，没有空间不可能真正的卓越，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这一点值得我们的大学认真学习。”程介明说。

《中国科学报》 (2014-12-25 第6版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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