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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代学习《政治经济学》,当学到商品价值这一概念时,我曾经向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在路边见到一大块狗头金,我又没有附加多少劳动,其巨额的价值何来?”老师并没有正面回答我,于是这个问题成为我高中时代一个未解之谜。
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公元1723-1790年)的《国富论》到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公元1818-1883年)的《资本论》,都把劳动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基点。可以说,这是一个静态的近似概念,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
这涉及一个最本质的问题:“社会发展,财富激增,这些财富到底来源哪里?”
作为人类的智者,斯密和马克思都把人的劳动推到最前沿,并与商品价值直接挂钩,这明显受限于当时初级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格局。
财富不会凭空产生。
与其说人类创造了财富,不如说人类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人类可认知的财富形式,或者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财富转移到本土,或者把过去以及未来的财富转移到当下。除了自然界的直接物质财富,人类的智力创新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来源。在这些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人的劳动则是这种转化所必须的载体。
财富最底层的逻辑就是资源利用。
人类的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能源与资源开发历史。人类要生存,必然依存与受控于自然环境、地理格局以及资源分布。所谓“天选之国”就是环境适宜、地理优越以及资源丰富。这样的环境能够滋养更多的人口,增加信息交流密度,促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原始的过采集生活利用自然产出的食物生存。这种自然产出受控于自然环境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因此,人类群体其所掌握的自然财富非常有限,也没有积累,社会发展自然也就缓慢。
当人类发明了农业,则可以更好地利用水和土地资源。开垦和拥有更多的土地就成为农业社会的主要目标,开疆扩土也就成为增长财富的最直接方式。农业生产的特点就是周期长。一年最多也就是三季产出,更多的两季或者一季种植。农民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空闲等待,靠老天赏饭。因此,农民的劳动时长并不能与财富直接挂钩。有的时候,遇到天灾,劳动一年,颗粒无收。
无论如何,依靠土地的增长和粮食作物的增加,促生了与农业相关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模式,生产资料的种类和形式也变得丰富。与采集经济社会相比,农业社会的整体财富大幅度增加。但是,受到气候的控制,农业社会的财富会呈现长周期波动特征,与气候周期基本一致。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经济发展。气温下降,严寒干燥,社会动荡,经济本亏。人口也会随着农业体系的发展与崩溃而发生周期性变化。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可用于种植的土地面积也有上限。因此,在发展到最富裕的时候,单靠农业发展的传统社会就可能会陷入某种停滞,所能承载的人口也会达到上限。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财富总量并不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而是用这个社会能够提供的丰饶土地和资源来衡量。只不过对于土地足够宽广,人口足够多的农业大国来说,在其社会内容也能够形成足够成体系的社会分工,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和社会整体财富。
到了资本主义开端(比如,英国的封建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化分工到达一定阶段时,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除了一些特殊的机器,创新价值基本上可作为较为稳定的财富背景。此时,对自然样品的初级加工仍是主流。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下,生产效率就等同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速率。
我们假设单位自然资源的价值“v”为“元/吨”。这里的元只是代表其价值单位。劳动生产资源消耗率“p”的单位为“吨/小时”。因此,由自然资源带来的价值“W”就与工作时长(h)成正比:
W=v*p*h
用工作时长h来衡量W的前提条件是前提假定是v和p在他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如果v和p也是变量,或者在短时间内就发生较大变化,h与W的正相关关系就不在成立,也就是“用工作时长来衡量价值”这以论断就会失效。
自然资源的单位价值“v”是如何被定义的?为什么会有相对稳定的特征?具体而言,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一吨棉花、一公斤金子的价值到底是怎么定下来的?
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长周期历史平衡。
物物交换自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早期交换不可能实现完全的价值平衡。没有人能知道一把石斧到底能换几张羊皮。在最原始的情况下,大部分情况是双方满足需求即可。物与物之间的价值平衡必定是在漫长的物物交换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在那个时代,基本上都是靠自然资源获取。在森林地区,哪怕是一些珍贵的树木也不值钱。当欧洲人早期和印第安人做生意时,发现当地用穿成串的海边某种特殊贝壳作为货币。于是,欧洲人就在海边搜集大量的贝壳做成货币,换取印第安人的珍贵皮毛。很多人会觉得印第安人吃亏了。其实,在印第安人看来,他们并没有亏。反正原野上的动物有的是,取之自然,唾手而得,不那么值钱。用这些动物皮换取他们想要的贝壳,还挺划算。
随着社会发展,尤其到了农耕时代,分工合作模式的发展促进了物物交换的正规化和价值趋向统一。在长期的实践中,基本上定义了各种物品之间的等量关系,大家都觉得满意即可。金属货币的出现,促进了物品交换,同时贵重金属的价值也就被定义下来。
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为什么随手捡到的自然金子也具有价值?其实这个价值就是人类社会在商品流通时定义的自然资源价值。
当然,贵重金属作为货币价值是一种特殊形式。大部分的自然资源都是作为生产原料加入到财富积累中。比如铁作为机器的材料,棉花作为布的材料,木材作为房屋的材料等等。如果没有这些资源注入,早期人类活动就不会产生真正的财富。
“v”是人类物物交换的长时间演化平衡的结果,因此,具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具有稳定性。
为什么劳动分工可以产生巨额社会财富?
在《国富论》中,斯密用生产钉子来说明社会分工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p”。也就是在同样时间内可以加工更多的原始材料,制作出更多的产品—钉子。花费了同样的时间,但是产出了更多的财富。
在短时间内,如果一家工厂率先提高了生产率,其有效工作时间创造出更多产品,但是产品的基本定价稳定,于是这家工厂就相当于创作了更多的价值。所以前提条件就是整个商品体系价格的稳定。但是,在长时间内,如果所有工厂都跟上了脚步,都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那么产品的定价就会降低,技术先发优势也就荡然无存。所以,市场的价格稳定,资源价值稳定是劳动时间与产品价值成正比的前提条件。
综上,自然资源的开发与注入是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石。没有自然资源的支持,人类的劳动并不能真正创造财富。
之前的理论过于强调劳动这个人的外在因素,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财富转移关系,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其结果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增长,代价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环境破坏,对地球生态造成了几乎不可挽回的影响,甚至开始威胁人类生存的未来。
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大财富来源是社会财富的空间转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欧洲对全世界的殖民,从欠发达地区掠夺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早期美国殖民者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并据为己有。这种开荒扩土甚至连地租都省下,肥沃的土地为早期殖民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因此可以招募更多的人,工资也大为提升。因此,早期的美国殖民者只靠发展农业就可获得快速增长。
殖民地的最大作用就是廉价获取当地的各种自然资源,为母国源源不断地输血。同时,这些地区又作为产品倾销地,被二次剥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更有甚者,在殖民地人为地设置经济发展障碍,不发展相关加工业,更不用说工业体系。其结果就是,越是有资源的殖民地,财富积累越慢,生活越凄惨。可以说,这种殖民地剥削模式比国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还要残酷。
这种剥削也需要人工的参与,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远洋轮船穿梭往来,港口熙熙攘攘,财富则源源不断地从国外转移过来。亚当斯密只看到了在所谓的“理性”和“正义”的模式下,全世界人民都会因世界贸易而获利。但是,这种思想掩盖了资本主义对全世界财富的掠夺,这种效率甚至比社会化大生产还高。
世界自由贸易为什么也会造成世界财富分化,而不是全球都受益?这其实和国内某一厂家率先提高生产效率,借用稳定的市场价格,赚取利润的道理是一样的。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设备和管理经验,造成全球生产率的不平衡。而全球经济的背景定价体系没有大规模调整前,发达国家就会赚取巨额利润。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技术领先视为经济命运与前途的基石。
第三种财富的来源于时间有关。人类财富靠积累,过去的财富在现今也依然起作用。于是,我们便可理解那么过的文物古玩字画价值连城,那些的确是财富。我们也会发现古人留下的古迹也是财富。
除了过去的财富可以顺延,我们还可以向未来借财富。各种债券,税收以及基础资料的物价上涨,尤其是房价的上涨,不加以理性控制,其本质就是向未来透支,把未来的财富拿到现今来花。这种向未来借财富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会透支下一代年轻人的未来。
《国富论》和《资本论》的共通点就是看中有形的财富,对于智力财富基本上没有加以考虑。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无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时代,社会生产力和今天相比是天壤之别。那个时代的科技创新还没积累到快速影响时代经济格局。比如,以蒸汽机为例,它的发展和应用经历漫长的过程。即使是蒸汽机已经崭露头角,社会的最近基本经济格局还是以传统行业为主。所以,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发展中,财富积累还是以人工市场换取更多的自然资源消耗为主。智力资本,也就是技术和管理创新这个层面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乃至于连马克思都认为资本家的管理作用就是监视,类似于我们学过的《周扒皮》那种行为。
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让智力资本的地位大幅度提升。苹果公司被咬一口的苹果LOGO价值连城。一些公司开发的设计图纸、软件、专利等等都是财富。这种财富显然不是有形的生产资料,却是信息资料。在新时代,信息一定要被认为是物质,是资本,可以参与整个的资本运行,而且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在这种新形势下,靠传统的人工时长来定义价值就已经不现实,而应该从更本质上去定义财富与价值,主要包括两部分:自然资源价值和智力创新价值。这两部分都具有时空传递特征。
这个划分刚好又回到了哲学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所以,进一步定义财富与价值可以认为是包括了一切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创造的价值。
具体到各个单项,社会总财富可以表达为:
社会总财富 = 自然资源投入与积累 + 国际贸易与殖民 + 智力创新 + 时空转移的财富
上面四个单项相互之间还存在着一定联系。
现代社会,尤其是战略大国的财富构成非常复杂。单靠人海战术(工作时长)无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靠贸易殖民也不是正确的选择。靠古人和未来财富的扶持,可解燃眉之急,不可长久。目前最可行的还是靠智力创新,提高单位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和价值率。比如,同样的材料和芯片,刻100nm和20nm芯片,价值会不相同。
资本与财富,或者更科学地说是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与社会和自然密切相关,决不能脱离自然与社会单纯讨论经济和金融行为。其实在《国富论》中,斯密已经提出了社会对资本运行的干预问题。百分百的自由贸易又会走向极端,因为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
资本在最初的发展期,由于整个世界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和各种矿产资源)还处于可被掠夺的状态,弱肉强食。同时,生产力水平还没发展到成熟期,靠延长工人时长是最佳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二者相结合,就造成了资本的血淋淋的本性。再加上利益追求刚好和人性的自私部分相匹配,于是掌握了资本运行思想的人群变本加厉地进行利润最大化。全社会整体财富增加,但同时造成:1)全球环境和污染问题;2)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增大;3)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给世界同时带来了繁荣和毁坏。
斯密只看见了一点资本主义的开端,同时期英国社会的封建势力还很强盛,所以他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和野蛮。并以乐观主义宣称市场尽量归市场,让它自己调节,全社会财富自然会平衡发展。到了马克思时期,资本主义处于发展期,剥削和掠夺成为常态,产生了无产阶级,生活非常凄惨。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的弊端暴露无遗,所以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致力推翻这种剥削人的野蛮社会制度,为底层群众找了翻身的出路。
随着时代发展,技术提升。社会财富增长的模式在悄然改变,核心就是构成社会财富不同成分的比重在发生变化。智力资本的盛行和崛起,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剥削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家为就业问题提供了帮助,为社会经济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同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逐渐又回归成文明斗争问题。对于国家来说,让资本利益最大化,让国家文明富强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只有这样,才可能在这种资本世界站稳,为未来民族和文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已经度过婴儿和少儿期,目前进入了较为稳定的中年发展期。它也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提高社会福利,加强国家对资本的控制。比如,美国的反垄断法,就会对一些超级企业进行拆解。而社会主义国家也积极运用资本模式,加入到全球化经济发展大潮中。
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信息的进一步融通,使得不同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趋同,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模式斗争的长期性。如果真正达到了技术和信息的融通,全世界的金融和资本体系就会达到平衡状态。彼时,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运转可能会可行,因为没有信息差,没有技术差,一切都是自然流动,稳定增长,与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平衡与和解,而不是向目前人类社会这种畸形的恶性竞争,为生存而战。
那时,应该就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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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4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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