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早已成为社会最为核心的一部分，为现代社会发展与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高教模式的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内涵与形式。

人类经过几百万年不断完善，进化成今天的模样。但是，人类变得保守，体现在人类非常真爱自己身体的所有标准配置，对于多出来的零件，比如六指，就会认为是畸形，从而被矫正。如果额头展出一根可以进行思维沟通的触须，就会觉得骇人听闻。所以人类还没做好进化的准备，这是传统固有思维难以被突破的核心问题。

与之类似，高教形式的这种稳定性与高教改革需求之间也很容易产生冲突。要想全面理解现代高教所处的阶段与可能的发展方向，首先需要了解高教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

和老师学习，自古就有之。中国孔子门徒有72人，古希腊的先贤门下学生也不少。但是，很少听说，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协会，来达到最优化的目的。但是，万事都有开端。11世纪晚期，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学生确实组织起来，其目的也很明确，和房东讨价还价！随着发展，学生们发现，这个协会还可以做更多事情，比如学生们可以集体出资聘请老师授课，这可以大大地节约授课成本。在这个体系中，老师的工资很低，而且必须满足学生提出的协约要求，更不可能专门去研究自己喜欢的方向。随着老师的增多，老师们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那就是教授会。如果把这种模式作为大学的开端，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这和现代大学师生体系完全不是一个体系。

12世纪中叶，巴黎圣母院的教会学校演化出巴黎大学。此时，大学的组建由教师占主导，主要教授法规、艺术、神学和医学。这种模式，主导了后续的大学模式。学生自此成为了被教育的对象，无法把握大学的发展方向。英国在1167年建立牛津大学。英国的学生并不好管理，长与周边的居民发生暴力冲突。于是，牛津大学只好自己建立宿舍，把学生集中管理，于是书院这一古老模式，就这样戏剧性地诞生，并成为英国大学的精髓。

早期大学的特点就是藏书很多。学生们之所以需要大学，是因为大学能提供学习证明，还有很多书籍本身无法获得的东西，比如和同伴及老师之间的交流等等。所以，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使得大学成为当时社会中追求知识和智慧的理想场所，并持续下来。

这种模式，随着英国清教徒来到美国，在美洲大地开花。美洲的自由为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气息。这些早期的大学缺乏研究，因此也就不会创造知识。但是，随着这种局面必须改变，这也是大学与社会发生关联后的必然结果。

根据美国300多年的高教历史发展进程，可以清晰地发现，高教的产生于发展可以清晰分为五个阶段：殖民地学院的建立（1636-1689年）、美国建国时期小型学院（1790-1869）、工业化时期大学转型（1870-1944）、美国霸权时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1945-1975）、以及当代高等教育体制多元化时期（1976-）。这是一个典型的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包括建校规模、管理制度、教授招聘制度、招收学生、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种变化与美国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相匹配。可见，高教发展绝不是象牙塔式的自我进化，而紧密与社会衔接。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地域开放，以欧洲教育模式为范本，依托教会，建立了九大学院，包括著名的哈佛、威廉玛丽、新泽西、达特茅斯、耶鲁、罗德岛、国王（哥伦比亚大学）、皇后、费城学院等等。这些学院相当自由，各具特色，目的在于通过教育传承人文知识，把年轻人培养成为神职人员和国家的公职人员。此时，教师的地位不高，工资较低。由于教师少，学生少，学院开设的课程也相对偏少，还谈不上课程体系。到了美国建国时期，人口增长，建设了大量学院。到了18世纪末，美国这些学院更加重视德国大学制度。在教师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希望教授从事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到了工业化时期，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激增。以1869年康奈尔大学为开端，开创了综合性大学的组织形式。从院到大学，其组织形式、授课内容和体系、上学时长、文理权重关系等都发生了本质变化。1876年建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一开始就重视研究和研究生数量，独树一帜，一跃成为研究型大学的佼佼者。这使得一些老牌学院也开始增加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向大学模式转化。

综上所述，与传统的院相比，新型大学强化科研的特征明显。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在于发现、整理知识，研究高深学问，促进知识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注重学生的职业规划。为此大学就不能和社会脱轨，大学培养出来的人要服务于社会。

在大学里，教授也慢慢变得更专业化和职业化。教授的薪金和地位大幅度提升。19世纪晚期，学校才开始真正施行教授职位晋升制度。1940年，教授“非升即走”制度被普遍采纳，并延续至今。时光苒荏，到了美国霸权时期。教师队伍专业化加速。教师可以从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选择一项进行发展。1915年，AAUP提出终身教职的概念。从1976年开始，高校进入了高等教育的体制多元化时代。大学变得越来越忙碌。科学无疑已经在大学完全站稳脚跟。大学整体规模变得庞大，高等教育体系变得多样、复杂、与综合。此时，高等高等教育体系已经与社会融合，成为了社会体系总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要想全面了解高等教育体系，就必须从全社会角度去分析，否则，就会有失偏颇。

经过多年的发展，高教体系朝着标准化体系发展。这是工业化时代所需。只有标准化，才能快速复制，加速发展，用最小的投资，换取最大的成效。当然，高教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新时代，新环境反而带来新的冲击和不协调。面对庞大的高教体系，如何高效地评价这个体系，建立合理的评估指标就变得很重要，并成为上个世纪末期重要讨论的议题之一。直到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备的评价体系。

纵观高教体系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坚持与变革。高教的初衷是培养对社会有意义的人，无论是初始的神职人员，还是现在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是高教体系中最直接的成果。这个初衷是高教体系的核心，无论怎么发展，也会坚持。

高教体系一直在适应时代发展，这个时间尺度可能是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其内涵随着时代在逐渐演化。当科学因素加入到教育当中后，其强大的发展能力挤兑了初始文理的空间，神学作为主学科，甚至被直接移出大学的教学体系。当经济快速提升，可以容纳更多的老师与学生，同时社会也能够容忍学生在高效中接受20年的专业培训，学校的复杂性凸显。

大学的目标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广泛探讨，时至今日，这些探讨还在继续。这些讨论包括：1）大学是否有责任帮助国家振兴经济？2）高等教育应该服务于社会，还是应该追求真理？3）大学的核心是教授还是学生？ 4）大学的通识教育内涵是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在接受政府大力资助的体系中，大学当然不能在社会经受严重的外接压力时独善其身，躲在大学的保护伞下悠闲过日子。大学一定会被社会赋予更多职责和期待。但是，大学肯定无法全面完成社会给与的期待。高教体系起源于社区，发展成为象牙塔，现在逐渐回归社区，与社会发生紧密联系，打通高效内外的教育资源，使高教体系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有机一份子和中转站，是社会化高效率发展的必然需求。所有的阻碍效率发展的因素，迟早会被抛到历史背后。大学必须在培养人和服务社会两个职责之中达到平衡。这个问题会是高教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大学走向的指明灯。

针对不同目的，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模式：实用教育、研究教育以及通识教育。在大学发展中，要么选择其中一种，要么协调这三种。美国的大学选择了协调模式，并以麻省理工为先驱。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大学的课程体系发展了巨大变化，选修课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虽然美国对这种混搭教育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实践，但是像真正地融合在一起，还是困难重重，比如教学与科研这一对双胞胎，即使进入了21世纪，提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中，还是无法很好地执行。大学看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并优先聘为教授，但是其教学能力往往被相对忽略之。这种教学的弱化，被大学的锣鼓喧天的科研成果所掩盖。科研大师的名头往往可以弱化其教学能力的不足。研究型教授尽力减少授课时长。但是，当硬性规定教授必须教书的时候，教学质量会参差不齐，教学体系也会受到严重干扰。一些聪明的学生往往也会忽略课堂的教学不足，从科研中得到补偿。总之，作为一种体系，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大学稍显混乱。或许，对于这种混搭的目的，就不应该期待一劳永逸的做法，建立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管理艺术和评价体系，对于一个新型研究型大学变得至关重要。

在高教改革过程中，会出现螺旋式上升的现象。把过去一些实行过的机制放入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使用，比如书院、PI制度、Tenure-track制等等。这些因素在过去几百年中，在欧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造成的问题，在欧美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会造成一个重要后果，前期引入到中国体系中，会促进高教发展。随着时间推移，新问题也一定会出现。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对高教体系的变革需求更为迫切，这是因为全球整体经济环境产生大变革，逆全球化思潮的重大影响，对中国的高教体系施加了显著的冲击。

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起步晚，因此夹杂了几种思维模式，包括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美国教育模式、前苏联的教育模式，以及近些年的德国职业技术教育模式等等。尤其在高教改革的当口，中国面临的高教改革就处于极大的波动之中。几种思维模式共存，各有道理。如何协调这些因素，成功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教模式，会对世界高教做出重大贡献。

我坚信，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恰恰是因为中国较短的高教历史、及中国目前开放的现代化思潮、以及大踏步迈进高科技社会的效率与决心，这些新的历史背景为中国高教改革提供了动力与方向。

无论怎样，高教体系的成就是现代人类文明的直接体现，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一如既往地发挥其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