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是我儿时有过的一种爱好。集邮很有讲究，按专题的、按国别的、投资保值的等等。猴年马上到了，猴票已经上市，行情看涨。邵柏林设计的八分钱一枚的猴票，据说已经翻了几万倍。有一枚1980年的猴票，可要比任何同等金额的股票都要强多了。

后来我就不再集邮了，回想起来，集邮伤过我的心。我家从1968年被遣送回农村。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一切都没有做什么准备，草草收拾一下，把家具等卖掉。晚秋时节由造反派压着匆匆上路。从青岛回到唐山老家。从城市到农村有很大的生活落差。首先就是没工资。以前在城市，父母靠工资养活一家老小。到了农村，依然是一家老小，却没了工资。当农民不容易，父母当年返乡，是四十岁的人了。重新学习当农民，无法养活原来的一家老小。刚去农村的第一冬，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青岛是个海滨城市，不能说四季如春，但海洋性气候，冬天也不那么冷。可到了唐山老家，就两回事了。我家在燕山脚下。盖房时仅在堂屋北墙开一小窗。两边的正房北面就是石头砌的墙。北风吹下来，不至于把屋里的那点热乎气儿吹跑。第一场雪就把全家冻趴下了。没有经历过那么冷的冬天。一家六口，都冻感冒了。

父亲只好把祖母和三弟送到沈阳的大姑家。家里的一老一小就不再跟着受罪了。可是我和二弟依然要随父母坚守农村。我那时还在集邮，还在上学。但我对唐山七中印象不好。在学校里我是另类。外来户和本地户，路子不一样。欺生是必然现象。班主任知道了我家的情况，便组织班上同学对我进行批判。老师的白眼，同学的欺负，让我愈发抵触上学。到后来干脆不去了，帮家里干活。

农村最怕的就是春荒。到了春天，青黄不接，家乡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有点活钱儿都拿到黑市买粮食。刚去时我家还有点儿钱，但经过一冬天的折腾，所剩的钱可以说就没有了。后来竟然到了连寄封信的邮票钱都拿不出来。我们是晚秋到的农村，第二年的春荒就给我们出大难题。当地老乡在秋收时把白菜、萝卜、红薯等挖个地窖存起来。到了春荒时节，这些东西就派上用场。而我们家则空手大巴掌，什么都没有。

主粮刚一下去就都按人头分给你了。虽然是六口人的粮食，走了两口，剩下四口，照现在来看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可我们兄弟俩都在长身体，父母也正值壮年。六口人的粮食，根本不够吃。眼瞅着缸里的玉米一天天少下去，离小麦收割的日子还远了去了。我们哥儿俩也随着老乡去挖野菜。回来熬野菜粥喝。真不好喝。到现在我都不想那玩意儿。

父母双方都还有亲戚在城市。给大姑写信要求接济不合适。祖母和小弟已经在她家了。舅舅在青岛二中当老师。家有表兄弟四个，还有老人。家境不是多么好。有个姨妈在海洋学院当水产系主任，山东大学的老人。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待遇还可以。我们家1950年代从东北调到青岛就是她帮的忙。所以只有找她。离开青岛时，只允许我母亲见了住在舅舅家的姥姥一面，表明还是讲人性的。其他人就算了吧。到了农村，为了不给青岛的亲戚填麻烦，几乎没有写过信。

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妈说写封信给大姨，讲讲这里的难处。好吧，写信容易，寄信难。没钱买邮票！八分钱的邮票。这才想起了我的集邮册。想翻翻看，是否有没用过，或看不出邮戳痕迹的邮票。还算幸运，找到一枚没有用过的，半新不旧纪念邮票。我记得很清楚，是纪念鲁迅的邮票。邮票上印了鲁迅的半身相。用这枚邮票把信寄给了大姨。没过多久，大姨寄来钱。可以到黑市买粮食了。那也是较危险的事。好在父亲没被捉到。我们家在农村的第一个春荒，就是靠着我的一枚邮票，渡了过来。以后大姨不时给我们寄点儿钱。这可又让老乡们眼红。拿我父亲开涮，“老刘，没钱了，发报啊！”世态炎凉，尽在其中。

从那以后我就把集邮的爱好戒掉了。我认为，我的那张邮票，要比1980年的猴票更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