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卢梭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而这一法宝被大清重臣曾国藩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对于洗脑的诸端好处，曾国藩领会极深。他跟朋友、僚属和家人谈话写信，时时处处均运用洗脑这门绝活，拿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金刚箍牢牢地套在对方头顶，有事无事念上三遍紧箍咒，叫人实在受不了，却又不得不领受他的“盛情”。

曾国藩皈依孔孟，真心诚意的功夫岂不是天下一流吗？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给人洗脑即犯此病。不过，他给人洗脑，你可以明里受洗，暗里拒洗，与希特勒那种法西斯式的强行洗脑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倘若一定要作客观评价，曾国藩洗脑的成就实在不算高，令人很难恭维。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长子曾纪泽接受严父教诲多年，却一朝尽弃所学，借出使俄国之便，纳洋妇，从洋俗，行洋礼，绝对乖悖了家风，对此曾国藩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最滑稽的是，洗脑大师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到头来，却将它们弃若敝屣，一改理学家的惯常面目，示人以阴阳家的普通声气。据朱克敏的《雨窗消夏录》所记：“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词结语，吾自为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临到生命垂暮，曾国藩传人的口诀竟是“不信书，信运气”六字，怎不教儿女、友人、部属当场跌碎几千付几万付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