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理解第四次革命，迎信息社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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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这个词在信息论的一般领域已经由各位作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至少，这些意义很可能在某些应用领域充分证明是有用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做出永久性的承认。几乎不能指望一个单一的关于信息的概念能够令人满意地对一般领域的各种可能的应用负责。——C. E. 香农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范围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信息转向，这是一次堪与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弗洛伊德革命相比较的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它正在而且继续对人类的社会模式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外向型的，即外部世界与我们的互动是如何在改变的；另一种则是内向型的，即有关我们自我理解的解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强调无形的智力财产、信息密集型的服务业(商务和知识产权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公共领域 (尤其是教育、公共管理以及健康保障)在起基本作用。由图灵所导致的第四次（信息）革命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是揭秘人类道德行为者的互联性，即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 organisms），简称信息体（inforgs），与其他信息有机体和道德行为者共同享有一个基本上是信息的环境。由于我们都是信息体，而且人类所处的综合环境就是一个“信息圈”(infosphere)。如何以生态的方法建造、形成和调节这个新的信息圈是第四次革命带来的关键性挑战。可以乐观地预言，“未来一代将会发现合成的环境主义（synthetic environmentalism）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任务就是确保从我们的环境过渡到未来他们的环境，而且是尽可能得从伦理上考虑”。当下有两个新的概念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是“信息圈”（infosphere），这个术语对应于“生物圈”（biosphere），另一个则是对“信息圈”的“重新本体化”（re-ontologizing），该术语对应于“重组”（re-engineering）。那么将生物圈与信息圈加在一起，我们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也就大大改变了，形成了所谓的“扩大的生物圈”（augmented biosphere）从而引发出诸多的新问题，尤其是道德伦理问题等。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种较弱的人类中心的道德行为者的立场。
信息与基于数据的社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于（Nobert Wiener）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首先预言并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曼纳（Walter Maner）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CE），其研究领域是“由计算机技术加剧、转化或者制造”的伦理问题。后来，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伦理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特殊的技术而是源自技术所要处理的原始材料——数据或信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事“信息伦理学”的研究。比如说英国牛津大学的信息伦理学研究小组（IEG）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主要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计算机伦理学的根源，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种类、解释与方法，以及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基础的信息伦理学；另外则重点讨论的是标准道德理论与非标准道德理论，并重点回顾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存在的伦理问题。他们所提出的信息伦理学作为一种创新的非标准伦理学是可以用作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的。在计算机伦理的独特性辩护中，存在着所谓“无解的”、“职业的”、“极端的”、“保守的”以及“创新的”的诸多途径。IEG认为他们的理论属于“创新的”途径，因为传统的元伦理学是不充分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引起许多新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新瓶装旧酒，而是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在方法论上确定我们的立场所在。另外，他们还就信息在伦理学中的作用，道德行为的信息式模型，如何拓展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s）和道德受动者（moral patients）的种类，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应用等诸多应用问题。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05489-293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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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范围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信息转向，这是一次堪与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弗洛伊德革命相比较的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它正在而且继续对人类的社会模式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外向型的，即外部世界与我们的互动是如何在改变的；另一种则是内向型的，即有关我们自我理解的解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强调无形的智力财产、信息密集型的服务业(商务和知识产权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公共领域 (尤其是教育、公共管理以及健康保障)在起基本作用。由图灵所导致的第四次（信息）革命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是揭秘人类道德行为者的互联性，即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 organisms），简称信息体（inforgs），与其他信息有机体和道德行为者共同享有一个基本上是信息的环境。由于我们都是信息体，而且人类所处的综合环境就是一个“信息圈”(infosphere)。如何以生态的方法建造、形成和调节这个新的信息圈是第四次革命带来的关键性挑战。可以乐观地预言，“未来一代将会发现合成的环境主义（synthetic environmentalism）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任务就是确保从我们的环境过渡到未来他们的环境，而且是尽可能得从伦理上考虑”。当下有两个新的概念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是“信息圈”（infosphere），这个术语对应于“生物圈”（biosphere），另一个则是对“信息圈”的“重新本体化”（re-ontologizing），该术语对应于“重组”（re-engineering）。那么将生物圈与信息圈加在一起，我们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也就大大改变了，形成了所谓的“扩大的生物圈”（augmented biosphere）从而引发出诸多的新问题，尤其是道德伦理问题等。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种较弱的人类中心的道德行为者的立场。
信息与基于数据的社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于（Nobert Wiener）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首先预言并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曼纳（Walter Maner）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CE），其研究领域是“由计算机技术加剧、转化或者制造”的伦理问题。后来，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伦理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特殊的技术而是源自技术所要处理的原始材料——数据或信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事“信息伦理学”的研究。比如说英国牛津大学的信息伦理学研究小组（IEG）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主要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计算机伦理学的根源，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种类、解释与方法，以及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基础的信息伦理学；另外则重点讨论的是标准道德理论与非标准道德理论，并重点回顾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存在的伦理问题。他们所提出的信息伦理学作为一种创新的非标准伦理学是可以用作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的。在计算机伦理的独特性辩护中，存在着所谓“无解的”、“职业的”、“极端的”、“保守的”以及“创新的”的诸多途径。IEG认为他们的理论属于“创新的”途径，因为传统的元伦理学是不充分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引起许多新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新瓶装旧酒，而是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在方法论上确定我们的立场所在。另外，他们还就信息在伦理学中的作用，道德行为的信息式模型，如何拓展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s）和道德受动者（moral patients）的种类，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应用等诸多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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