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故然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尤其是有慢性病,治也治不好,死也死不了,只有活受。在这种心境下,似乎不大可能向正常人那样追求我所谓的主动的幸福,因为有病的人没有那么多“本钱”。可是在追求被动的幸福方面,有病的人似乎要比没病的人更有优势。这使我想起20世纪自由派哲学家和思想家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 1909-1997)关于“被动的自由”(passive liberty)的观点。一个人的外在环境如果不给他一种充分表现的机会,那么他是不是就没有自由了呢?在伯林看来,自由与生存还是生存为第一位的,只有顺时保身,顽强生存才能谈得上其他,而自由则是“其他”之一。因而,无论是在奥威尔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政治氛围中,求生要比求自由更重要。《飘》(Gone with the Wind)中有关“荞麦”和“小麦”的比喻也是非常形象的。当大风吹过来时,荞麦匍匐在地,而小麦则依然挺直腰杆,大风过后,小麦则吹折了,而荞麦则挺直了。
有病大概也是如此,不能和正常人那样硬来,要顺着它那个劲儿,连正常人也挺不过去,更何况是副病体。病者也能活到天年,而不是早夭,如康德、海德格尔这些大哲学家。可像小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17-1963)这样的天之骄子连半辈子都没活上,就去另一个世界报到了。所以既然上帝给了一副病身子,也应善待它。让它带我们走过人生的旅途,我想这是我这个病者的一个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