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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要宽容的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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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我数年前写的一篇书评，说是书评，其实是我根据其内容总结出来的一点具体感想。现在大家都在提创新。但什么是创新，如何形成创新的机制。这些似乎都没有考虑得很周全，自然也就很难有真正的原始性的创新。但愿我国在这方面能够根据本国国情，真正从传统的怪圈中走出来，形成自己特有的创新体系。
西方基督教神学对待科学的理性开明是科学在西方昌明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的正统思想则采取了非理性开明的态势当我们考虑当前的创新问题时要充分把握传统中非理性开明那种难以超越的东西使中国在创新与发展之间保持一种张力。
1998 年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袁运开和周翰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我对这部著作感兴趣的地方是其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提出的或使用的科学方法以及对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主要特点基本模式、及其现代意义方面的工作。
中国历史的科学方法尽管内容丰富、形式各异，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 1）勤于观察；2）善于推类；3）精于运数；4）明于求道；5）重于应用；6）长于辩证。另外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还共同遵循一个基本模式由四个环节所构成：
当代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曾以中国古代的数学为例对这一“基本模式”做过如下概括：“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古代数学基本上遵循了一条从生产实践中提炼出数学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形成概念与方法，并上升到理论指导，精炼成极少数一般性原理，并进一步应用于多种多样的不同问题的规律。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而这一“基本模式”又被应用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算学、农学和医学这四大学科，认为它们确实都共同遵循这个一般方法论模式。
在讨论基本模式的现代意义中，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模式被认为与现代的极为相似，甚至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以相同的。例如，爱因斯坦把科学认识过程表述为：
这便所谓的“形式上的相似性。”因此，只要积极发挥和利用传统科学方法论的精华，在发挥和利用中进一步创新，便完全有可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重放异彩，再立功勋。
将上述基本模式与当代科学哲学关于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也是毫不矛盾的，不仅不矛盾“而且在重要的环节上完全一致。”因而，中国古代科学的方法论模式完全经得起当代科学方法论原理的检验。中国古代的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是一个从实际问题出发、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过程，而这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特点，“正是当代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科学进步的方法论模式表述为：
整个过程便是一个从问题出发，通过尝试性解决并排出错误，然后正确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当代科学哲学解决问题为理论核心的方法论模式主要是科学发现的方法论。而不是科学证明的方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方法论模式主要也是侧重于科学发现而不是科学证明。因此，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多的发明和发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作者的这一结论无疑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表述了李约瑟难题。或者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论并不存在内在的缺陷。那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形态，便是个外在的问题了。什么是外在的因素呢？
对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结论，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但是就其比较而言依然可以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中国人换了一个环境甚至可以得到诺贝尔奖便是一个很有趣的解释。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外在原因有多种解释，如地理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等。我们认为这些论点都有道理都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同时每种决定论又不都是那么充分令人信服在此我们西方和东方思想史中对待科学的态势来对这一现象做一初步探讨。
近现代科学最初萌芽于西方僧侣阶层对圣经《创世纪》的神学论证。起初这些讨论仅仅局限于神学院。在探讨过程中充分发扬了分析和论辨的理性学术规范。后来这种学术风格又拓展到大学，促进了大学自由探讨的学风。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科学探索活动逐渐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形成西方知识分子探索自然奥秘的独立领域。尤其是工业革命的来临，科学在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与技术相结合，形成科学的技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期间，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虽然不赞成这种自由探讨的学风，如宗教裁判所曾把布鲁诺、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的思想和学说判为异端邪说。然而科学竟必逐渐地从神学的庙堂中独立出来，在正统神学的体系之外形成了以探讨自然现象为己任的独立领域，虽然不能同正统神学比肩而立，但至少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到了。现代这种情形更是如此，甚至神学还能利用最先进的科学结论为其教义作论证。我们认为，神学对科学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开明态度”即最终允许科学在神学的体系之外自立门户，形成体系外容忍的态势。而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中却是没有的。
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百家争鸣”的时代。然而，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象。汉代初构造起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宣布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即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包含有孔子所提倡的对祖先的仰慕（“祭”）对长辈的敬重（“孝”）爱的精神（“仁”）等级制的政治道德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包含有孟子所提倡的注意百姓生计的意见（“仁政”） 还包含有法家注重农业、抑制工商业的思想（“重本轻末”）官方专卖盐铁的政策，以及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政治主张。自明朝以来，理学家朱熹的思想被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同时又建立了一套八股取士的制度；中华帝国的在观念上的内敛终于完成。中国社会的本来特点就是趋于维持现状，这时再加上朝廷的极端高压和理学的注重内省的宇宙观，终于消灭了创新的可能这一态势。虽然在朝代更迭中有其正面的作用，即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但同时也自然会压抑好奇心和创造力。结果便是导致了非理性的开明，其最大的特点便是体系内容忍。
从博奕论的角度看，基督教神学对待科学的态势属纳什的“非合作博奕”，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则是冯诺伊曼的“合作博奕”。回到我们要讨论的创新主题，我们认为前者有利于创新后者有利于发展。
创新是自由思想流动的产物而能够使思想自由流动则离不开所谓的“创新环境”（milieux of innovation）。所谓创新环境的概念指的是社会组织分享同一企业文化与工具性目标的一整套特殊关系。形成“创新环境”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二是科研人员的大量储备；三是能够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性科研成果。
具体一点,创新环境就是一整套将人力资源和资本潜力最大化的优化机制。这套机制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运作系统，其主要方向是创新科技应用。形成技术推动型经济。新机制的主要推动支柱是年轻的创业团队，这些人具有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他们所建立的是更具有速度、效益、灵活性的新型企业机制。能够通过风险投资来推动自主创新的发展，使创新理念在幼苗时期就能获得很大的资源。这种风险投资的新机制有一个合理的推出机制，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调节来完成社会资源转移，能够在两三年、三五年里快速的成长起，来超过老的公司。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作，为个体中国人的素质并不差，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开明的态势使“创新环境”很难形成。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亚洲文化不鼓励创新，主要是怕失败，失败不起。其实亚洲的年轻人并不比美国的年轻人怕失败，但社会因素和文化，总是让这些创新的人付出的代价太多，在亚洲失败要比在美国失败的代价高，美国人失败几次都没关系，且引以为荣。”我们认为，传统中非理性开明的心理积淀是很难在短时期内被超越的。因此，我们考虑当前的创新问题时，尤其是强调原始创新时，一定要充分把握具体的“创新环境”的内涵，使中国在创新与发展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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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要宽容的人文环境
西方基督教神学对待科学的理性开明是科学在西方昌明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的正统思想则采取了非理性开明的态势当我们考虑当前的创新问题时要充分把握传统中非理性开明那种难以超越的东西使中国在创新与发展之间保持一种张力。
一、传统与现代：形式上的相似
1998 年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袁运开和周翰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我对这部著作感兴趣的地方是其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提出的或使用的科学方法以及对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主要特点基本模式、及其现代意义方面的工作。
中国历史的科学方法尽管内容丰富、形式各异，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 1）勤于观察；2）善于推类；3）精于运数；4）明于求道；5）重于应用；6）长于辩证。另外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还共同遵循一个基本模式由四个环节所构成：
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
当代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曾以中国古代的数学为例对这一“基本模式”做过如下概括：“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古代数学基本上遵循了一条从生产实践中提炼出数学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形成概念与方法，并上升到理论指导，精炼成极少数一般性原理，并进一步应用于多种多样的不同问题的规律。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而这一“基本模式”又被应用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算学、农学和医学这四大学科，认为它们确实都共同遵循这个一般方法论模式。
在讨论基本模式的现代意义中，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模式被认为与现代的极为相似，甚至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以相同的。例如，爱因斯坦把科学认识过程表述为：
事实—概念—理论—事实
这便所谓的“形式上的相似性。”因此，只要积极发挥和利用传统科学方法论的精华，在发挥和利用中进一步创新，便完全有可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重放异彩，再立功勋。
将上述基本模式与当代科学哲学关于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也是毫不矛盾的，不仅不矛盾“而且在重要的环节上完全一致。”因而，中国古代科学的方法论模式完全经得起当代科学方法论原理的检验。中国古代的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是一个从实际问题出发、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过程，而这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特点，“正是当代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科学进步的方法论模式表述为：
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问题
整个过程便是一个从问题出发，通过尝试性解决并排出错误，然后正确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当代科学哲学解决问题为理论核心的方法论模式主要是科学发现的方法论。而不是科学证明的方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方法论模式主要也是侧重于科学发现而不是科学证明。因此，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多的发明和发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作者的这一结论无疑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表述了李约瑟难题。或者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论并不存在内在的缺陷。那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形态，便是个外在的问题了。什么是外在的因素呢？
二、启蒙与内省：理性的开明与非理性的开明
对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结论，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但是就其比较而言依然可以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中国人换了一个环境甚至可以得到诺贝尔奖便是一个很有趣的解释。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外在原因有多种解释，如地理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等。我们认为这些论点都有道理都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同时每种决定论又不都是那么充分令人信服在此我们西方和东方思想史中对待科学的态势来对这一现象做一初步探讨。
近现代科学最初萌芽于西方僧侣阶层对圣经《创世纪》的神学论证。起初这些讨论仅仅局限于神学院。在探讨过程中充分发扬了分析和论辨的理性学术规范。后来这种学术风格又拓展到大学，促进了大学自由探讨的学风。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科学探索活动逐渐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形成西方知识分子探索自然奥秘的独立领域。尤其是工业革命的来临，科学在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与技术相结合，形成科学的技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期间，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虽然不赞成这种自由探讨的学风，如宗教裁判所曾把布鲁诺、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的思想和学说判为异端邪说。然而科学竟必逐渐地从神学的庙堂中独立出来，在正统神学的体系之外形成了以探讨自然现象为己任的独立领域，虽然不能同正统神学比肩而立，但至少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到了。现代这种情形更是如此，甚至神学还能利用最先进的科学结论为其教义作论证。我们认为，神学对科学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开明态度”即最终允许科学在神学的体系之外自立门户，形成体系外容忍的态势。而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中却是没有的。
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百家争鸣”的时代。然而，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象。汉代初构造起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宣布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即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包含有孔子所提倡的对祖先的仰慕（“祭”）对长辈的敬重（“孝”）爱的精神（“仁”）等级制的政治道德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包含有孟子所提倡的注意百姓生计的意见（“仁政”） 还包含有法家注重农业、抑制工商业的思想（“重本轻末”）官方专卖盐铁的政策，以及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政治主张。自明朝以来，理学家朱熹的思想被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同时又建立了一套八股取士的制度；中华帝国的在观念上的内敛终于完成。中国社会的本来特点就是趋于维持现状，这时再加上朝廷的极端高压和理学的注重内省的宇宙观，终于消灭了创新的可能这一态势。虽然在朝代更迭中有其正面的作用，即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但同时也自然会压抑好奇心和创造力。结果便是导致了非理性的开明，其最大的特点便是体系内容忍。
从博奕论的角度看，基督教神学对待科学的态势属纳什的“非合作博奕”，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则是冯诺伊曼的“合作博奕”。回到我们要讨论的创新主题，我们认为前者有利于创新后者有利于发展。
三、创新与发展：必要的张力
创新是自由思想流动的产物而能够使思想自由流动则离不开所谓的“创新环境”（milieux of innovation）。所谓创新环境的概念指的是社会组织分享同一企业文化与工具性目标的一整套特殊关系。形成“创新环境”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二是科研人员的大量储备；三是能够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性科研成果。
具体一点,创新环境就是一整套将人力资源和资本潜力最大化的优化机制。这套机制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运作系统，其主要方向是创新科技应用。形成技术推动型经济。新机制的主要推动支柱是年轻的创业团队，这些人具有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他们所建立的是更具有速度、效益、灵活性的新型企业机制。能够通过风险投资来推动自主创新的发展，使创新理念在幼苗时期就能获得很大的资源。这种风险投资的新机制有一个合理的推出机制，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调节来完成社会资源转移，能够在两三年、三五年里快速的成长起，来超过老的公司。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作，为个体中国人的素质并不差，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开明的态势使“创新环境”很难形成。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亚洲文化不鼓励创新，主要是怕失败，失败不起。其实亚洲的年轻人并不比美国的年轻人怕失败，但社会因素和文化，总是让这些创新的人付出的代价太多，在亚洲失败要比在美国失败的代价高，美国人失败几次都没关系，且引以为荣。”我们认为，传统中非理性开明的心理积淀是很难在短时期内被超越的。因此，我们考虑当前的创新问题时，尤其是强调原始创新时，一定要充分把握具体的“创新环境”的内涵，使中国在创新与发展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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