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历尽艰辛回到中国，于1955年10月抵达广州，游子归来先回上海省亲。然后在国内巡览。1956年《工程控制论》的英文原版获国家第一届自然科学一等奖，引起全国轰动。

维纳的《控制论》出版后，被称为“奇书”，有人将其褒奖为名垂青史的著作，有人将其嗤之以鼻，天堂地狱，毁誉参半，这令维纳不厌其烦，甚是苦恼。倒是他有位知书达理的妻子，让他不要太在乎外界的评价。这才使维纳的心情平静下来，继续从事他的工作。

在我看来，维纳的《控制论》就像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1879年出版的《概念文字——一模仿算术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一本划时代的小书。他于1879年成功地构造了一种形式语言，建立了首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数理逻辑的基本要素，是数理逻辑诞生的标志。弗雷格被称为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坚称数理逻辑是一种语言——一种普遍语言，也就是莱布尼茨梦寐以求的形式语言，藉此将人类知识表达出来。虽然弗雷格将《概念文字》理解为“语言”。但逻辑学家施罗德（Enerst Schröder，1841—1902）却认为，《概念文字》实为“推理演算”。弗雷格不同意施罗德的观点，认为他的《概念文字》不是推理演算，至少不仅仅是推理演算。

弗雷格开创的逻辑系统的动机，类似于莱布尼茨对理性演算的渴望。换句话说，他既希望《概念文字》是“普遍语言”，又希望它是“理性演算”齐女两袒的心思终于让弗雷格被迫二选一。尽管后来人们认为《概念文字》是实现了莱布尼茨理念。但它不像布尔代数，经过耶方斯、皮尔士、施罗德改进很快就成为符号逻辑，实现了莱布尼茨普遍语言的梦想。布尔继承了莱布尼茨普遍语言的技术传统，香农于1938年将其由于电气开关设计，使其在信息时代发挥出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

大概维纳受到苏联对他的控制论追捧的鼓舞。在他的思维框架里，控制论的范畴似乎无所不包，恨不得把社会、人类、其他生物体甚至机械体都纳入进来。举个简单例子，他于1964年与他人合编了一套丛书，对生物控制论下了一个笼统而宽泛的定义：“生物控制论的目的主要在于建立能反映人体和动物功能的模型与理论，而且这种模型和理论中的逻辑原理和有机体中的逻辑原理是相同的。它也试图建立和生物系统有同样的物理与生物化学成分的模型。它是少数能真正称之为边缘科学的学科之一。无论是对生物学还是医学来说，生物控制论都给了他们一种新的、普遍适用的、能充分发挥数学威力的语言。”

有人对维纳对生物信息学的定义大不以为然，认为他把数理生物学、理论生物学、生物医学等学科都包括在内，动了别人的蛋糕。本来是件简单的事情，却被维纳搞复杂了。后来控制论根本就变形了，被各个分支学科所肢解。现在通常把生物控制论的定义缩窄，就是研究生物系统中的信息传递、变换和处理的过程和调解控制规律的科学。但我们不应对维纳过于苛求，毕竟在编书的1964年他已是69岁的人。而且同年3月份便去世了。倒是当年控制论在苏联被批判的那一部分在信息哲学中留有一席之地。这就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吊诡所在。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就不是这样包罗万象，北京大学黄琳院士曾说，科学的发展从来是由萌发经发展到丰富与相对成熟的过程, 而后则需要提炼, 找出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以迎接新的质的飞跃和发展。钱先生在书中用很短的篇幅从Laplace变换开始将上述两个方向（时域与频域）的工作中最核心的部分进行了叙述。可谓是对经典控制理论主体内容很好的凝练。 同时钱在这本著作中还在工程允许的假设条件下通过对回路中谐波分析等物理角度的考量，讨论了也可归于经典控制理论范畴自然扩展的具时滞的系统、釆样系统和交流伺服系统。这就比维纳的控制论“干净”许多，没有拖泥带水。能满足工程技术人员需求。

1956年初，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同年召集中国科学院、国务院相关部门以及高校领导和科技专家共同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开创了文革前10年的科技繁荣期。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主要研究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由于控制论是个横断学科，涉及到信息论、数理逻辑、心理学、计算机技术、生物学、符号学、社会学、以及机器与思维、人工智能、自动机和生命等等一系列广泛争论的新生科学的哲学问题都被广泛介绍到国内。

维纳的《控制论》的翻译也在进行。所幸的是，中国躲过了对控制论搞大批判的那一劫，1956年后，各种报章杂志和书籍更是层出不穷，国内开始对控制论有了比较全面接触和了解，不仅继续译介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论文章，而且也逐步关注西方国家对控制论的研究和探讨。1957年左右就开始翻译维纳的《控制论》。这个译本最终于1961年以郝季仁的笔名出版了。但我重点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控制论的哲学问题译文集》一个是《外国自然科学科学哲学资料选集第四辑（控制论哲学问题选集）》前者所选的是1959—1963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有关控制论的哲学问题的讨论33篇，其中3篇是东德学者的，2篇是捷克学者的。后者是介绍国外（西方）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状况和思想动向，目的是为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材料提供资料，其中收入控制论的哲学问题的文章有有12篇。

1966年开始搞运动，整个学术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文革浩劫让整个学术工作彻底停顿。直到文革后，所谓的“老三论”热，引发了学界的追捧。1985年出版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该书最大特点就是承接1960年代工作，算是个总结吧。在理论上并没有脱离苏联当年理论界的窠臼，更倾向于自然科学成果的介绍，哲学的味道少多了。而一旦少了哲学，在哲学界的地位可想而知，尽管它获得了1986年图书金钥匙奖和1987年全国畅销书奖。

由于198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工智能创始人之一司马贺（Herbert Simon，1916—2001）来华做了讲演，引起媒体注意。

控制论的热情便慢慢消退，转而搞起人工智能来了。倒是人工智能后来居上，这或许是维纳所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