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自此，学习苏联成为国家的指导方针。建国后确立党领导科学的原则，照搬全套苏联模式的科研体制，概括起来就是“三位一体”的模式，即科学目的的功利主义、科学活动的合作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唯物论。为实现这个目标，1951—1952年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重点在于针对苏联的态度。不仅如此，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旨在对全体民众进行“思想改造”和“价值重塑”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由上到下，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层层进行教育，层层打通思想的办法”。

前面说到，控制论的今世以1949年为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效法苏联于1949年迅速成立科学院，1955年建成学部，成为中国学术机构的最高单位。1950年《科学通报》创刊，当时它的办刊宗旨是重视国际学术动态，特别是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的成果的介绍。此外，创刊于1951年的《学习译丛》主要选择苏联的党政、哲学、历史期刊上的的主要文章。而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国内也把重点放在紧跟苏联上，以译介一些文章为主。1956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之前，罕有科学哲学发表论文的基地，国内学者也没有这方面的文章。这些刊物完全是为了拥抱科学界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

彭永东研究发现，《学习译丛》1953年第12期上刊载的“苏联最近重要期刊目录”最早出现控制论的身影。《哲学问题》在1953年第5期的目录中，有篇标题为“机械论为谁服务？”的文章。这期间，国内关于cybernetics一词译名混乱，如“大脑机械论”、“动物与机器的控制的传报理论”以及控制论等。这是因为，1955年前，苏联把控制论当成伪科学批判，那么1954年俄文版的《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提到控制论是伪科学和现代机械论的新形式。该《词典》于1955年被译成中文，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1955年《学习译丛》和《科学通报》分别发布了“什么是控制论？”和“控制论若干基本特征”二篇译文。其他报章杂志也已不同形式报导了苏联学界的这一动态。

那么为什么这二篇文章的译名都被译成“控制论”的问题，根据龚育之的回忆，1955年出版的汉译《简明哲学词典》就是将其译为“大脑机械论”。但该词条对这一理论却持否定态度。当“什么是控制论？”在翻译时，译者景松和胡平专门求助于龚育之。经过商议，确定用“控制论”取代《简明哲学词典》的“大脑机械论”，后又与《科学通报》进行了沟通，一致同意采用“控制论”。自此“控制论”的译名便统一起来。后来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译成汉语时，钱学森认为译成“控制学”更贴切，但“控制论”一词已广为接受，便没再改了。控制论1955年正式从苏联传入我国。在国内统一译名。为该学科日后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名不正则言不顺。从此以后，关于控制论的译介、研究便轰轰烈烈展开了。同年，钱学森归国注定对脱离苏联轨道的独立研究与理论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苏联老大哥怎么会对控制论持负面态度呢？如果是这样，1955年在《学习译丛》和《科学通报》以及国内其他报刊对控制论的态度是否要打个问号？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让中国的理论界很困惑。所以还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1955年之前控制论在苏联的遭际。控制论在苏联可谓命运多舛，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渗透及其厉害，那么《控制论》是美国人写的书，自然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和伪科学的帽子。在苏联，一旦被和伪科学沾上边，就等于判了死刑。例如，1958年由莫斯科大学研制出三进制计算机Сетунь，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结果项目下马，课题组解散。谁能想到，三进制要比二进制更先进。韩国三星公司不久前就生产出三进制的集成电路。

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美国，并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Iron Curtain” Speech）。苏联方面反应强烈，斯大林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美国朝野也受到强烈震撼，但杜鲁门却很高兴。“铁幕演说”被认为是冷战的序曲，紧接着杜鲁门于1947年推出“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和“马歇尔计划”（Marshal Plan），冷战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之间正式展开。

维纳出版的《控制论》1948年出版，适逢冷战开始之初。成为苏联理论界的出头鸟是必然的。在冷战背景下，反对控制论迅速上升为意识形态斗争。媒体开始便集中对准维纳及控制论发难，1950年5月，苏联的《文学报》将维纳列入“资本家用以替代真正科学家的反启蒙主义者和鼓吹者”，称美国对计算机的宣传是“一场蒙蔽广大民众的运动。”1951年哲学研究所出版的《语义学唯心论》（Semantics Idealism）一书，将控制论列为批判对象，称控制论学者是“语义食人兽”。1952年，《文学报》发表题为“控制论——反启蒙主义的‘科学’”，指名道姓地批判控制论。从这之后，各种报章杂志出现了大量批判控制论的文章。从一些标题中便可反映出其批判内容，如“控制论——一种美国的伪科学”、“现代奴隶主的科学”、“控制论——关于机器、动物和人的社会的伪科学”……。一时间控制论在苏联被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1953年《哲学问题》杂志有“控制论为谁服务？”。该文赞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兰登（A. Landen）的观点，“……控制论只不过是被想象出来的一个大骗局”，断言控制论是“伪科学”、“伪理论”，是给帝国主义在续命，希望“不要工人、而只要一些计算机和巨脑所控制的机器所实现的生产过程！没有怠工、没有罢工、甚至没有革命意义！机器代替脑，机器不需要人！这对资本主义是多么美妙的前景啊！”1954年的《简明哲学词典》将控制论定义为“……鲜明地表现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基本特征——毫无人性，力图把劳动人民变成机械的附属品，变成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我国理论界不明就里，把这样的《词典》翻译过来，引起混乱。

戈罗维齐（Slava Gerovitch）认为，控制论与苏联哲学上的冲突并非反控制论的原因，而是结果。没有官方的授意和默许就不会有那么多批判文章蜂拥而上，这是意识形态之争的需要。后期文章的批判层次也愈发拔高，干脆把控制论说成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

维纳的著作，从标题上就可看出其承载的内容过于宽泛。尤其是该书的第八章“信息、语言和社会”，维纳提出“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的论断，更是以挑战性的姿态出现在以唯物主义为圭臬的苏联，那不挨批才是怪事。

苏联当时与外界隔离，西方充满哲学意义和社会学思考的普及读物没被介绍到苏联国内，关键是谁也不敢介绍！维纳的《控制论》也是1958年才被正式翻译到苏联的。冷战开始后苏联科学与外界基本隔绝。普通民众更是不懂何谓控制论，只能一昧无知地接受各种对控制论的批判和指责。可是，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于1954年出版了，它第一时间被翻译成俄文，因为只涉及到工程，有很强的限定范围，这一点截然不同于维纳的著作。所以《工程控制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为维纳的《控制论》拨乱反正的作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苏联与美国的科技竞争。其中计算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作为控制装置的计算机的应用则引起苏联军方的高度注意。军方人士阅读的是专业文献，而普通民众则是官方态授意下的本国作品。

就这样，控制论逐渐从被批评的尴尬境地中逐渐走了出来。为了避免与备受争议的控制论在哲学上扯上关系。计算机专家只能舍弃控制论的哲学方面，而将计算机技术作为纯粹的技术保留下来。他们称计算机为“数字化机器”，并不时用“赶超”之类的政策语言将自己的研究保护起来。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1955年官方首次宣布有关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文献不再作为机密文件处理。结果，各类报章杂志又铺天盖地地宣扬普及这种工具的神奇性。苏联造出的第一批计算机被媒体神话，民众对计算机的看法近乎膜拜：它是极为尖端的科技产品，全能的和无所不知的！

苏联的核心哲学期刊《哲学问题》于1955年连续发表了二篇文章：《什么是控制论》和《控制论的若干基本特征》。前者是一篇纠正对控制论错误批判的文章；后者是苏联三位重量级军方学者联名发表的，具体就控制论的科学意义、电子计算机与神经系统、控制论的实用意义这三部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三位作者都是苏联第一代计算机军事应用的参与者。他们指出：……我们的哲学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在没搞清问题本质之前，就去否定这一新的科学方向的意义。从此以后，控制论便从被批判的状态下走了出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热烈拥护控制论，他们对过去的批判发出质疑：一个从未写过计算机程序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评判控制论呢？他们认为必须为控制论平反！将控制论合法化不仅仅是是维护其名声，而是对斯大林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的逆反。

但是，仅仅说哲学家犯错误并不够，还要拿出控制论是正确的理据。在经过数年的交锋后，1962年出版的苏联权威的《哲学百科全书》第二卷中，国防部副部长、苏联科学院院士别尔格（Aksel’ Berg）等人撰写的控制论词条如下：“……控制论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给依据精确方法深入研究客观世界的一组新定律奠定了始基，这些规律是与现实世界中不同性质的各个领域内的控制和信息处理有关……控制论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自然科学根据的最重要的因素。控制论的内容和方法给哲学概括，给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范畴的丰富、深化和具体化提出了最丰富的材料。”同年，在莫斯科举行控制论的哲学问题会议，由“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综合问题学术委员会、控制论学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党组联合召开，由控制论哲学分会主持。有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各个专业的上千名学者与会。没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哲学的反对意见，别尔格在会议的闭幕式上说：“控制论——这是关于有目的的控制诸复杂过程的科学。控制效果的提高意味着苏联人民劳动效果的提高。控制论的可能性应当充分利用起来，并使之为共产主义的建设服务。”

随着控制论在苏联的普及以及它与唯物辩证法的关联越来越多的揭示，它与官方辞令融合。专家、平民、政府官员都在谈论控制论。控制论成为一种时尚，它成为人们心目中能带来美好前景的科学。1961年10月发表的苏共党纲中称其为“在工业、建筑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中，在科学研究中，在计划计算和设计计算中，在核算管理方面，将广泛地应用控制论，电子计算机和操纵装置。”控制论俨然以包打天下的理想工具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控制论在苏联的的确确做了一次惊险刺激的过山车。

1960 年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代表大会时，维纳受到英雄般的热烈欢迎。他还应邀参加了《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举行的有关控制论的座谈会。当被问到：“创立控制论时，是否出现某些哲学思想的影响？”

维纳（中）在《哲学问题》编辑部

维纳的回答耐人回味：在哲学家中有一个人，如果他活到今天，毫无疑问，他将研究控制论。这个人就是莱布尼茨。兜了一大圈，维纳又转到莱布尼茨那里。而莱布尼茨与中国绝对脱不了干系，所以控制论和中国的渊源还是很深的，想脱钩都脱不掉。

参考资料：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

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520—22.

燕连福、李婧：新中国70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历史演进、主要经验及发展指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12期。

彭永东：控制论的发生与传播研究，中国科学院博士论文，2006年。

子奇：苏联科学界重视“大脑机械论”，《哲学研究》，1955年4期。

Gerovitch, Slava: From New Speak to Cyberspeak: A History of Soviet Cyberne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98.

别尔格等著，许醇仁译：控制论的哲学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年1期。

光军：关于控制论哲学问题研究的一些情况，《外国学术资料》，1963年12期。

李佩珊、许良英主编：《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第二版），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729.

马依捷尔，法特金著，徐世京译，苏联举行控制论的哲学问题会议，《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