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个朋友介绍我买一本讲西南联大校史的书，书名是《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我在蓝旗营附近的万圣书店找到了它，作者是个美国人，叫易社强，由饶佳荣翻译，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2013年3月头版第一次印刷，此书有389页，封面是一张西南联大校门的老照片，封底由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写了一句话：迄今最佳联大校史。

此前，曾买了几本有关联大历史的书，有《联大八年》、《联大教授》、《我心中的西南联大》等，都是联大的教授或学生写的回忆文章，父亲作为西南联大的校友，也得到过一本由联大校友会编写的《国立西南联大校史》，我也翻看过。

买到易社强的这本书后，心想一个美国人怎么能知道那么多有关中国的事，尤其又是民国时期的事，恐怕不会写得太好吧，但看到何炳棣的那句话，我又觉得好奇，想看看这本书到底好在哪儿，于是就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因为书很厚，我就急用先学，先看了所关心的‘理学院’，还有联大1943年到1946年那个时期的内容，觉得写得很生动，又返回到第一页开始看，没想到篇篇写得都很吸引人，用了3天就都看完了，实在是太好了，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这本书是“言必有据”。在书后面有好几十页都是采访目录和索引，其中有90个对西南联大学生的采访，有45个对西南联大教师的采访，有29个对非联大人的采访，读过之后，觉得这本书与联大校史的不同点是：它不只是一系列史实的排列组合，而是让读者感觉到作者在书中充分利用了采访的内容，并加以解释和分析，有时加以评论，给读者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就像读小说那样引人入胜。使我越发佩服作者“讲故事”的本领。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今年6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联大校友会发的通知，说易社强教授要到清华和北外来演讲，我一听觉得很高兴，心想一定要听听易教授讲讲他写书的经验，于是6月5日晚去了清华明理楼的报告厅。

易教授是一位八十上下的学者，曾经做过费正清教授的研究生，他从注意到《联大八年》那本书到1998年出版他的那本英文版《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整整花了25年的时间，有人赞扬他用了那么多年来研究写作这部书，但他开玩笑地说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引到与学术无关的活动，所以需要25年，听到这里，我不禁在心里笑起来，因为我也是太容易被与写作无关的活动所吸引，但我可不是研究历史的，更不会讲故事，对于写作来说，真是先天不足，所以就不得不再专心和踏实一些。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英文版书是在1998年出版的，那为什么要等到2010年才出版汉语繁体台湾版的书？而直到2012年才由九州出版社用简体在北京出版呢？易教授讲了一个故事：

当我的英文版一出，有些上海、昆明的朋友就找到我说，易先生，我给你翻译这本书好不好？当时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我自然而然地说，要翻译出版的话，我有三个条件：1.你的英文要非常好，2.你的中文也要非常好，3.不能有一个字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删改。前两个条件都没有问题，但听到第三个问题时，一下子就完了，所以就不可能有翻译本。但没有想到2007年冬天我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就是绕佳荣先生写的，他是做翻译工作的，他说：“你不认识我，我刚刚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到北京去工作，北大的一个朋友从图书馆借来了你的那本书，我看了以后，感到非常喜欢，你那本书应该翻成中文，所以我就白天做自己的工作，晚上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这本书，做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时间不够…”，于是他牺牲了所有可以赚钱的工作，用他全部自己的时间来翻译，真是了不起，太少有了，空前绝后。

他说：“我的翻译附在电子邮件上，你能否与我合作？找出版社出版？”

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曾说过，我的书不能够受到一个字的政治审查，我已经知道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是不可能的，在回他的信中说，你或许可以找到台湾或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但我心里想：太可惜了，这个人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个翻译，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怎么可能认识香港或台湾的出版公司呢。但没有想到，才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就给我回信说找到出版公司了，是台北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我说，太好了！这个出版社就是西南联大校友成立的一个出版社，因此2010年出版了台北的繁体版，我想简体版可能早晚会出现一个盗版的，但是我还是认为正式出版书没有什么希望。

为什么我那么固执不愿改动一个字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老怪物似的人，我相信一件事不要半途而废；其二，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看法，认为西南联大的精神就是有学术自由。有人说闻一多先生是为了革命牺牲的，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认为闻一多先生也是为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而牺牲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这本书容许被审查，也就是违背了我的信仰，也就是违背了西南联大的精神，不可能那样办，所以我说，既然台湾版出来了，住在大陆的人也可以在网上订购，但没有想到，没有过一年，绕佳荣又来了一封e-mail，他说找到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并且他们愿意接受你的条件，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在合同上签字？回答是：愿意。于是我说：好，那就这样办吧。

我与九州出版社合作的很好，快要到出版的时候，我收到他们的电子邮件说：还有三个地方太敏感，非改不可，不改就没法出版，我说无论如何不能改，他们说：你看我们这么办好不好？在那些敏感的文字段落加引号，好不好？我说：不行，引号的意思就是‘所谓’，不能够把一个实际的变成一个所谓的，然后他们又来了一个邮件说：你看我们是否加上引号后，再加个注脚，说明这些个引号不是作家的引号，而是出版公司的引号，好不好？我说：好！就这么办吧！就是最后的一章有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在最后一章有三个地方加注脚，这就是加注角的背景。

易教授说他的英文版在美国15年也没有卖出500本，而在中国，2012年3月出版后，一年多的时间就卖出了两万多本，当然一个逻辑的原因是：西南联大不是一所美国的大学，而是一所中国的大学，中国人会更感兴趣，但易教授认为是因为目前很多人对现在的高等教育不满意，而西南联大代表着他们的理想，他们很想把现在的大学改造成西南联大式的，于是易教授提出一个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能否用西南联大来做榜样？”

在易教授讲完之后，闻黎明教授（闻一多的长孙）也介绍了一些有关易教授写这本书的经历和趣闻，他说：

易社强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就关注西南联大了，而我们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关注的，绕佳荣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所以早在我们自己关注之前，就有人发现了西南联大的亮点，而不是中国人，却是美国人。

从国际上讲，第一个写西南联大的不是易社强先生，是一位日本教授，他的这本书，我曾推介给西南联大校友会，但校友会认为没有多大新意，就没有翻译。因为日本写书的路子和大陆差不多，主要是一些补充材料，整个观点、线索和结构应该是中国传统观念的翻版，相比之下，易社强的这本书就非常扎实，他用的是一种西方的史学方法。

我认识易教授是当年他到北京来采访西南联大的学生，经过西南联大校友会的介绍，谈到我的父亲，在我们家认识的，可能是1985年前后，因为当时我正在做闻一多材料的整理，我也看了当时存放在校友会的中文采访翻译稿。

中华读书报当时请我写一篇书评，写完之后，我就寄给易社强先生，他看完之后提出了几点意见，说我最想讲的那个问题，你给回避了，我说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怕给中华读书报找麻烦，所以我没有提这个问题，但也没有反对这个问题，只是回避了，如果谈了，这个书评可能就发不出去，对这件事易社强先生很生气，说闻一多怎么样，而你又是怎么样，当时我很汗颜。

易教授的中国情：他的选题第一是没有离开中国，第二是没有离开中国青年，早期的那本书，以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书，还有他正在写的一本书，都是围绕着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是中国的希望，研究中国青年就是研究中国的未来，一个知识分子，他写书不是为了故事而写，是为了抒发一种责任而写，搞历史的更是这样，历史学家都是在反省，一个有价值的著作都是反省的著作，不是歌功颂德的著作，能够留传于世的，能够作为文明遗产的著作都是带有反省的著作。所以易社强这本书这样坎坷，也反映出中国的一种改革、变化和接受，当我看到繁体版时，我很高兴，后来又出简体版了，这说明中国也在变化，也应该感谢易社强先生为中国的文化结出了一颗硕果。感谢绕佳荣做出的努力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也感谢陈先生慧眼识珠，推荐这本书，更感谢张先生出版这本书。

接着北大历史系尚小明教授感慨地说：

我很佩服易社强先生用了大量的口述材料，体现了他在搜集材料方面有一种超前的想法，他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许多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先生还都在世，可能今天再做这一工作就比较困难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做这项工作的价值就越发体现出来，我们都知道历史材料有多种多样，一般来说档案材料是比较可信一些，但档案材料是死材料，它好比是骨架，那么只有骨架，没有血肉是不行的，那么血和肉在那里？我想就在日记里，在回忆录当中，在报刊的报道之中，但我们知道回忆录和报道有时不够准确，日记留下的又比较少，这时候口述材料就非常重要，当我们拿起笔来，那些写，那些不写，就不一定准确，口述材料就不一样了，有即兴发挥，往往会是内心很真实的想法，会讲出我们在其它材料上看不到的许多真实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易社强先生恰恰就为我们做了这项工作，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最后尚小明教授解答了易教授留给大家的那个问题：“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能否用西南联大来做榜样？”他认为仅从教授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做不到西南联大对于教授是淘汰出来的这一点。

教授们讲完之后，接着是自由问答的时间，来听讲的有来自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对易教授的这本书都很感兴趣，争先恐后地问，易教授也是很有风趣地给与一一解答，有时还讲些故事，我也是听得津津有味。

易教授是学历史的，但他并没有去研究美国历史或其它国家的历史，而是选择研究中国，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时，他幽默地回答说，在中美关系刚刚复苏时，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个敌对国，用中国人的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所以要想战胜对方，就要研究对手，因此他选择研究中国。来到中国之后，他访问了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住在昆明很长时间，他很热爱那个城市。

现在，易教授曾经访谈过的一些教授和学生已经不在了，但易教授写的书中已经记录下这些人留下的口述，这给后来研究西南联大和联大人物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易教授的坚持，才保留了原书的真面目，也让中国的读者能够学习和欣赏到易教授写作的风格。

听完这个演讲会后，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

l  要写一部有价值的人物传记，就要有很多史实，要通过对相关人物的访谈，记录他们的口述，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进行分析和消化，给予正确的解释，使人物更加真实化。

l  写人物传记要反省历史，而不是歌功颂德。

 要坚持正确的观点，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