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李侠

随着全球化节奏的加快，区域间的竞争也从以往的遮遮掩掩的隐性模式转变为当下赤裸裸的显性进攻模式，这种态势无疑加剧了市场的流动性。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尔对此指出：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导致地方城邦的复兴，以此取代功能萎缩、机构官僚化的国家。其实，把卡斯泰尔的话翻译成日常用语就是，全球化导致从国家到城邦的权力下移，由此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成本。而区域间竞争的关键资源是知识资本存量，而知识资本则来源于人才。因而，区域间的竞争就转变为人才的竞竞，这已成社会各界之共识，这个认识上的进步意义重大，至少它表明整个社会开始真正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然而，人才对于环境具有高度敏感性，当人才的需求与环境不匹配时，退出机制就成为个体的一种保守的减损举措。退出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流动，人才流动对于区域竞争而言则是零和博弈，此处多了，彼处就少了。那么如何看待人才流动以及其背后的机制呢？

在评价人才流动的对错之前，先要搞清楚：人才流动的实质是什么？人才之所以能够流动，是因为其自身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准或者较为丰富的资本存量，再加上，各地区之间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存在着明显的知识梯度差，从知识的高梯度差区域向低梯度差区域流动，这是所有人才流动的外在驱动机制。两区域间的净知识梯度差就是人才流动所带来的潜在额外收益的来源。因此，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就存在人才流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人才流动是一件十分正常和普通的事情。由于人才所拥有的知识资本其产权属于个人所有，而不属于地区，因而，如何积攒区域知识资本的存量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往，我们的传统做法是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人才流动。借助于行政阻力，增加人才的流动成本，以此降低人才流动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愚蠢政策，造成大量智力资源的无端浪费。人才之所以要流动，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一个智力工作开展的问题，也许当地并不具有其开展创造性工作的条件，与其在这里浪费，还不如换一个合适的地方发挥作用。毕竟这种流动给整个社会与个人带来的是双赢局面。那种扣住人才不放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和个人的双输局面。

归纳起来，造成人才流动的内在驱动机制无非是四种：其一，经济原因：收益，其二，政治原因：权力；环境原因：舒适；社会原因：人际关系。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前两种。那么如何看待人才对于收益的追求呢？人才作为理性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设想，两个拥有相同的知识资本存量以及同样水平知识梯度差的人，理论上应该获得同样的收益（经过购买力评价测算），然而，只是由于地域的差异，导致两者之间的收益存在天壤之别。这本身就表明制度环境有问题，此时人才流动名正言顺。这种流动不仅对于个人实现梦想是有帮助的，而且对于当地人才环境的改善也是有益的，这就是典型的倒逼机制，否则尊重人才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追求权力者，表面上是为了获得一种支配欲与控制欲，但权力也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也能带来收益的，因而，追求经济与追求权力在表面上存在很大差异，在最终处却是殊途同归。没有高尚与卑鄙的分别，只是基于个人的偏好选择有所不同而已，都是个人实现梦想的手段。

那么如何留住人才呢？方法还是有很多的，只要真切理解人才流动的内、外驱动机制不难明白这个道理：即当下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是人才流动的最基本驱动力。基于这个观点，很容易给出一个人才流动的边界条件公式：流动净收益=流动潜在预期收益—当下收益—流动成本≥0，支撑收益的背后力量是人才所拥有的学术资本存量与知识梯度差。通过这个简单明了的公式，大体可以看出，如果收益小于零，人才通常是不会流动的。这里的收益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直接的金钱，或者职位（权力）等，不论何种形式都是可以转化成人才的经济收益。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完全相反的留住人才的方式，其一，通过单方面的增加人才流动成本来降低流动的潜在收益，这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习惯做法，同时附加上道德批判的利器（如不忠诚等），造成人才流动的心理成本的增加，（对于那些甘愿留下的则给予道德嘉奖，以此提升人才的荣誉收益）。道德绑架虽然廉价，但其后果遗患无穷。这种模式的最大缺点是造成人才的知识资本收益得不到合理补偿，以及由于条件的不完善，导致人才的智力资源被浪费，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巨大损失。在经济基础比较弱的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在道义上尚可以理解，如果当经济条件已经好转，仍然沿用这种模式，那就是恶意侵吞人才的知识资本带来的应得收益了，这与政策初衷南辕北辙变相地演变为人才的赶出机制。联想到这个世纪初，中国东部的一些发达省份，率先发起人才争夺战，不要档案和户口，结果人才大量流向发达地区，十余年过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快速加大，这种差距不乏此次人才争夺战带来的结果。

发达国家留住人才的办法则是完全相反的，即一方面加大人才的当下收益，另一方面，改善制度环境、科研环境，这相当于变相增加人才的当下收益，从而导致人才流动带来的潜在收益快速降低，而且这种优越的科研环境和氛围也是别处所不具备的，从而增加了人才流动的心理成本，这些人性化的举措有效地遏制了人才的流失。在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下，人才更有可能安心科研，并实现自身价值。毕竟人才的创造力峰值年龄是确定的，谁都希望在这有限的时间段内最大限度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人才也是吃青春饭的，没人愿意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被无端地埋没掉。好的环境还有助于形成人才集聚效应，进而会吸引更多人才的到来。毕竟，人不仅仅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他更在意自我实现的需要。

关于人才的恶意竞争问题，也需要简单提及一下。由于人才竞争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这种特点决定了区域间可能存在这种情况。造成人才恶意竞争的原因无非以下两种：其一，从外部来讲，由于区域间竞争的加剧，在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对手的情况下，通过挖走对手的主要人才就可以从结构上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即便引进的人才无法发挥作用，也从结构上战胜了对手，这是最常见的政治问题通过经济手段加以解决的策略。目前随着国内高校“双一流”政策的运行与深入，这种恶意挖人的态势会有加剧的趋势。其二，从内部来讲，由于高端人才具有较高的知识资本存量与知识梯度差，这种优势在当下市场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供给缺乏弹性，此时人才会利用这种稀缺性的优势恶意要价，这种情形会助长人才的恶意竞争。不过这种趋势不必过于担心，市场会自动回归平衡，毕竟这种稀缺性会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到这个领域，从而导致供给增加，并最终打破供给缺乏弹性的局面。就当下而言，我们应该警惕第一种类型的人才恶意竞争情形，它以削弱对手为最终目的，而对于第二种类型则要保持宽容态度，毕竟它能以示范作用快速提升区域知识资本存量以及缩小两者之间的知识梯度差。

结合以往的研究，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计划经济观念浓厚的地区，仍然喜欢采用增大人才流动成本的强制性政策工具来遏制人才的流失，但是这种政策模式只想占有人才政策的收益，而不想与人才分享的理念是行不通的。其结果不但拦不住人才，反而让人才更不愿意来，从而陷入退化轨道；相反，那些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地区，更喜欢采用以利益分享为主旨的混合型政策工具，既强调增加人才的当下收益、又注重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这种模式不但能够留住人才，而且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的到来，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步入进化的轨道。

    人才流动是一种用脚投票的退出机制，它能真实反映出流出地的生存状况，人才通过改换“门庭”，实际上是通过启动市场力量来促使政策恢复激励机制。坦率地讲，这种退出机制通常是由个体来践行的，其短期力量很微弱，尤其是对那些人才流失对政策变革高度无弹性的区域而言，其后果只有长期才能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远不如呼吁对于政策的影响。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艾伯特•赫希曼所言：退出在政治领域所享受的待遇还远不及呼吁在经济学中的处境。区域发展就是在政策的这种麻木与不敏感中，经过时间的累积放大作用，慢慢地就踏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进化与退化。不管人才退出的原因是什么，管理者必须想方设法积极修正，否则难逃社会绩效衰减的退化路径。只要看看近年来东北地区人才的大量流失，以及经济的持续低迷状态，不难佐证区域发展背后的这种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思路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半个月前应齐老师之邀而写，现发表在《光明日报》2016-7-15，这是原稿，发表时略有删改，合作愉快，是为记！网吧的键盘都是坏的！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