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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社会史考察 精选

已有 4046 次阅读 2018-4-10 10:35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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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社会史考察

——前提、现状与社会认知

孙丹阳、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上海 200240)

摘要:我国精神卫生工作是在精神病学医学模式发展路径的前提下得以开展的,该模式的确立得益于以新教传教士的借医传教活动为载体的现代精神病学思想的传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得到稳步推进,发展至今,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状况与精神疾病患者快速增加所带来的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第二,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固有的认知偏差依旧存在。从宏观布局层面破除发展阻碍,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事业软资源(政策、法规、技术)与硬资源(人力、财力)并重的投入,增加精卫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才能满足人民在精神卫生领域的全方位需求。

关键词:精神卫生;传教士;社会认知;认知偏差;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19世纪医学分科之前,精神病学这个称谓并不存在,但是精神病人这一群体却一直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中。在我国,关于精神疾病[①]的记载有着长久的历史,涉及到精神病人的诊断、治疗、管理等诸多方面。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学的建立并不是由本土的精神疾病的治疗实践演化而来,其得益于现代精神病学思想的传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学肇始于1898年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 Kerr)在广州创办的第一家近代精神病院。在传教士工作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建立了基于现代精神病学理论的专业化医院、培养了专业化人才以及提供科学治疗的专业化方法。本文从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史实出发,主要澄清三个问题:第一,西方精神病学传入对我国精神病治疗医学模式确立的影响;第二,我国精神病患的现状与精神病学发展现状的矛盾与解决路径;第三,对精神疾病的社会认知存在的主要困境。

一、西方精神病学传入与医学模式确立

从历史上看,精神疾病的处置主要经历了两条道路,即民政司法模式与医学模式,在这一点上中西并无二致。对于我国的精神卫生工作而言,从以司法模式为主转变为以医学模式为主,是精神卫生工作得以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而为保证精神卫生工作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也必须坚持以医学模式为主的发展路径。

(一)民政司法模式与医学模式

在现代精神病学建立之前,东、西方对精神病人的管理一直采用民政司法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没有精神病治疗的方法。这一模式主要采取对精神病人进行收容管理,正如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禁闭是17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它从一开始便获得一种重要意义,从而使它与中世纪的囚禁毫无关联。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一种社会防范措施,它是一项发明。然而,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群体融合能力的社会角度认识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入城市问题”[1]57、“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18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1]42。而在清朝时期,关于精神病人的管理也是与司法紧密相关的。据1911年(宣统三年)编定的《新疆图志》记载,在《各城各区巡长警赏罚章程》中的第十条规定“救护抛弃及途失小儿与道路病人及疯癫人者,应记寻常功”、《巡警规条》规定:“凡遇疯癫迷失道路者,应由此街递送彼街,按街送至其家为止”[2]。可见当时精神病人的管理已经被列入到治安管理之中,当时家庭承担着对精神病人的看护责任。第一个由国人创办的精神病人收治机构是在1908年由清廷民政部设立且由京师内城巡警总厅管理的京师内城贫民教养院附设的疯人院。该“疯人院的宗旨是‘收留疯人勿使外出致生危险’。”[3]可见疯人院的设立是严格为城市治安服务的,它保障的不是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而是社会群体的权益。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模式并不像福柯所说,是社会建构的,也不同意他将精神病人看作是文化的产物,因为这样的观点对于解决精神病这一问题于医学和社会而言都是于事无补的。客观地说,在现代医学产生之前,利用民政司法等行政手段对精神病人进行收容是知识与技术等有效措施匮乏年代的必然选择。

第二种就是传教士引入并被沿袭的医学模式。专门化的精神病医院以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疾病为初衷,在治病过程中使用精神病学主张的药物疗法、精神疗法(心理疗法)。西方精神病学的传入是整个19世纪西医东传的一部分,此时西方的新教徒在传教目的的驱使下,通过医学这一手段与潜在的宗教受众形成利益公共体,并充分利用清政府被迫实行的有条件开放作为契机,从各通商口岸进入内地。从1807年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ion)抵达澳门开始,直到1853年来华行医的美国传教士嘉约翰才对精神病人这一群体开始真正关注。学者王芳对嘉约翰创办精神病院的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文中详细探讨了嘉约翰在建院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究其原因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传教士团体对当时中国精神病发病率的错误估计;第二,传教与行医的内在矛盾;第三,清廷官员对精神疾病认识浅薄。[4]这直接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严重不足。

(二)医学模式要件的构成与确立

由于嘉约翰的开创性工作,精神病医院在各大城市陆续开设。在华东地区,1906年,惠更生(James R. Wilkson)在苏州福音医院创办疯癫病院。1907年底,西人精神病医院在上海开放,这间医院只给租界内的外国人看病,不接收中国患者。在东北地区,帝俄中东铁路公司于1910年建立了东北地区的哈尔滨精神病院,也称疯人院,这间医院采取的是中外病人兼收的模式。[5]该院没有精神病科医生,多是一些内科医生代管和一些看守人员。在治疗手段和方法上,很少应用药物治疗,多采用捆绑、铁锁、关押的方法。6]由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于1914年设立的沈阳满州医科大学精神科是一所设备简陋、经费欠缺、人员不足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精神病医疗机构,主要收容日本病人,也可收治中国病人。7可见在西方传教士的倡议下,我国出现了多家最早的专业化精神病医院。

爱德华肖特在其著作《精神病史》中提到一个现象:“用药物治疗的最早尝试,出现在一个相当奇怪的地方:19世纪末的上海。”[8]264“当年年轻医师麦克劳德(Neil Macleod)1879年左右前往上海行医时,他可能已经完全熟悉溴化钾,而且或许已经对它的使用满怀信心”[8]267根据麦克劳德在《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的文章,可看出其在1880年就开始以“General Hospital,shanghai”的单位名字发表医学的学术文章,据查麦克劳德所在的医院是1864年建立的公济医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其在1897年、1899年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溴化物治疗毒瘾”的文章,他1900年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溴化物治疗躁狂症”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麦克劳德医生利用在毒瘾患者身上使用“溴化物睡眠”戒除毒瘾的经验,将这一方法大胆的用于一位急性躁狂症的英国妇女身上,并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9]“对精神病人使用精神疗法,也得益于西方传教士对戒烟手段的探索,由于当时鸦片吸食者遍布中国,林则徐曾转托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寻找戒烟疗法,帮助中国烟民戒瘾。”[10]现在戒除成瘾已经成为精神病治疗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戒烟与精神病治疗并不是一体的。对于其提到的精神疗法并未有详细的说明,笔者认为大致与今天的心理治疗相类似。而在早期的精神病院中,比如沈阳满州医科大学精神科就已经使用了休克疗法、睡眠疗法、发热疗法等治疗精神病人。在中国传统的治疗精神病人的方法中,主要以“气”、“痰”等中医的方式进行调理,现代精神病学所采用的药物疗法、精神疗法以及早期物理疗法都是在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入的,以传教士开办的精神病院的治疗实践为基础。

在民国期间,早期开办的收容机构被重组,在治疗方法上逐渐从收容向科学治疗路径转变。如上文提到的京师内城收容所,学者范庭卫在考察其创建以及发展的过程中指出:疯人院从1908年设立,先后由内城巡警总厅、京师警察厅、社会局、卫生局负责管理;先后更名为疯人收养所、精神病疗养院;这一过程中逐渐从中医治疗走向现代精神病学治疗,工业治疗、心理治疗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被引入到临床使用之中。特别是在1933年经过当时的社会局与协和医学院重组后,形成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并在社会防治、教学研究上为中国精神病医院的行业发展提供最早的借鉴标准。[3]这家医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安定医院的前身。其他的由传教士设立的精神病院与精神科也在日后不断地进行重组,为我国现代精神病发展提供了基础,例如美国传教士会更生在1919年建立的更生医院,就是今天苏州市心理卫生中心的前身。

早期从事精神病治疗的医生多为传教士,随着精神病医院的建立,医务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精神病专业课程在早期医院和学校中陆续开设。在1910年,美、英、加的五个教会在四川省成都市联合创办了“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并于1914年设立医科,由外籍内科学教授讲述精神病学知识,成为国内最早的传授精神病学知识的场所。[11]“1921年成立的协合医学院的脑系科,在美国精神病学家伍兹(Andrew H. Woods)任主任后,开始培训医生,将精神病的示教基地设在疯人收养所。”[3]1931年雷曼(R. S. Lyman)到国立上海医学院讲授精神病学,次年去北京接替伍兹,其培养的凌敏猷、黄友岐在1934年回到湖南湘雅医院开设了神经精神科,继续培养本国的精神病专业人才。[12]至此,从收容院到精神病院,从中医方法、收容管理到科学的精神病治疗方法,从传教士到本国的精神病医生,精神疾病的医学模式已经初步具备了专业化医院、专业化人才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学治疗手段,精神卫生工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已开展的。

二、当前精神疾病患病率与精神卫生发展现状之间的不对称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传教士工作的基础之上,我国精神病卫生工作已初具规模。“到1949年,我国精神卫生机构不到10所,精神科床位1100张,从事精神卫生服务的专业医师50-60人,绝大多数的精神疾病患者得不到治疗。”[13]275发展到今天,我国的精神病学与其他国家以及其他医学学科相比,特别是与当前我国精神卫生的需求相比,其发展速度与质量还远远不够。其主要体现在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持续走高,而专业精神科医生、精神病院的床位、经费投入、设备等基础设施配置严重不足,现有的专业人员的数量既少且学历普遍偏低,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下精神卫生的发展在硬资源与软资源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发展瓶颈,已经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福祉的提高并构成未来潜在的社会风险。

(一)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揭示的残酷现状

时至今日,我国仅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第一次是1982年包括12地区对城乡12000户,共计51982人进行筛查,结果显示:“在15岁及以上(38136人)人口的精神障碍时点患病率为10.54‰;在总样本1/5的15-59岁(6754人)成年人中进行神经症的筛查,神经官能症的患病率为22.21‰”[14]。1993年第二次全国流行病学调查在1882年调查的十二个地区中的七个地区进行,“在15岁及以上人口的精神障碍(不含神经症)的时点患病率为11.18‰,终身患病率为13.47‰,均高于1982年相同七地区的时点患病率9.11‰和终身患病率11.30‰。”[15]在新世纪之后,各地区开始自主进行本地区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2001年浙江省对14个县(市)15岁及以上人口共计15000人进行调查,结果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17.3%。[16]2002年江西省对11个地区15岁及以上的人口共计15939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各类精神疾病的时点患病率为2.98%,总患病率为3.61%。[17]2005年青海省对18岁及以上的12001人进行调查,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8.04%,而就诊率为2.59%。[18]2009年,一篇发表在《Lancet》上的研究指出:“中国成人的心理障碍患病率已达到17.5%,8%的人曾寻求过帮助,5%的人接受过专业人士指导”[19]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自1982年起,我国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一直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21世纪以来增长速度较之前更快。究其原因,从精神障碍产生的条件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后现代化并存,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交替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都不同程度地投射到个体的身-心之上,既有对变化的成功适应部分,也有无法化解的心理问题的累积。压力的多元、社会评价体系的单向度等都对个体的存在状态造成了严重的挑战,而相应的化解与支撑机构并没有跟上,这就是当下精神障碍患病率持续增加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诊断技术、精神障碍识别技术的提高,对精神障碍筛查的标准越来越宽,曾经认为没有病的个体也被纳入到了精神障碍患者中来。随着精神卫生知识的日益普及,个体对精神障碍的敏感度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公众意识的提升促使个体更愿意去寻求帮助,由隐性存在向显性存在转变,这都间接的导致了精神障碍患病率持续走高。但是,社会环境的诱发因素加强是精神障碍患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国内外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趋势。无论何种原因,从精神健康的角度来看,更早的觉知精神的健康状况异常,早识别、早治疗,对个体、家庭以及社会都是极其有益的。

(二)精神卫生工作数据背后的意义

“卫生统计年鉴”中关于精神卫生的统计数据是可查到的最具权威性的官方数据,由于与精神卫生工作相关的民间数据不多,且可信度不高,因此本文根据《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②]与《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③]中的相关数据,对2009年与2014年(部分统计数据为2013年)全国精神卫生机构的现状做些简要分析,以此揭示当前精神卫生机构中的硬资源投入水平以及精神障碍的发展趋势。

图1:清晰显示出六年间(2009-2014)精神疾病治疗机构有了大幅的发展,机构、床位显著增加、设备增多、建筑面积扩大,专业团队得到扩充;这间接揭示了我国精神疾病的数量在快速增加(这期间,也包括那些原先不去就诊的患者开始去就诊)但是病患总量的增加是造成机构扩张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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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精神病院床位数量在过去六年间在快速增加,但使用率长期居高不下,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在快速增加,导致新增床位数量赶不上患者数量的增加。病床的工作日与使用率都在升高,相比较于WHO设定的病床利用率合理标准80%,超出了17.6%,床位依旧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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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显示:门诊与住院数量的大幅增加,直接证明精神疾病患者数量的增加,同时医师日均接诊与照顾病床数都明显提升,意味着精神疾病患者的增速高于医师的增速,由此,带来医师工作量的增加,以及潜在的对于病人诊断与治疗时间的减少;门诊病人与住院病人的病死率都有所下降;精神疾病的平均住院日数5年内下降了0.7天,但依然显著高于肿瘤医院(12.1天)与心血管病医院(9.7天),仅次于护理院(77.8天)。

图4:从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收支情况开看,财政投入占精神病专科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从23.64%下降为23.03%,变化不明显;而将精神病院的收入与支出对比,除去财政投入外,精神病专科医院依然无法自负盈亏。过去六年间我国精神病治疗机构的收入大幅提高,其中财政投入部分在过去六年间有了大幅提升,这表明政府投入在增加,但是,这期间医疗事业性收入的数额大于政府财政投入部分,前者是后者的三倍,这个数据直接证明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在快速增加,同时揭示很多精神疾病患者的支出是来自个人或家庭的投入。

上述的统计数据中,只涉及到了精神卫生的专科机构,而在我国,还有大量的的精神科存在于综合医院中,“截至到2006年底,我国共有精神卫生的专业机构1124家,专科医院645所、综合医院的精神科479所。”[13]10与精神卫生专科机构相比,综合医院所获得的财政投入更多,但是具体分配到精神科上的比重还不能确定。而在综合医院就诊的确可以减轻社会的歧视以及精神障碍患者自身的心理压力,从这一层面上看,综合医院精神科的发展状况是否要好于精神卫生专科机构,有待更详细的调查研究证实。

三、社会认知转变与认知偏差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对于社会性事物所进行的感知、记忆、理解、推理、沟通和协商的过程。”[20]包括个体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意向或动机作出推测、判断的过程,是社会行为产生的根源。由于认知加工过程中存在意识与无意识两种样态,因此社会认知也分为外显性(explicitness)社会认知与内隐性(implicitness)社会认知。与外显的社会认知相比,内隐性社会认知是指“过去的经验痕迹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即便这些早期经验在通常意义上已不被记住,也无法进行自我报告与内省。”[21]换言之,我们经常根据已有的经验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遭遇到的事物做出快速判断,而这种判断极有可能是错误的。这个现象可用美国哲学家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命题来解释。在汉森看来:“观察是一个被人们背景知识、经验、理论所影响的过程。”22]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精神疾病的社会认知在外显性上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不容乐观的是,在内隐层面上的偏见与歧视仍然根深蒂固地广泛存在。个体与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的态度、印象、信念是个体社会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偏差是错误观念对个体与社会长期型塑的的结果,它以文化习惯的面目出现,改变起来非常缓慢。这种社会认知偏见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与回归社会影响深远。正如美国医学专家哈罗德G.科尼格所言:“对许多人而言,注重精神是他们之为他们的一部分——这构成了他们作为人的身份的根基,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和目的。当疾病威胁到人们的生命或生活方式之时,精神需求就显得尤为紧迫。忽视精神维度就等同于忽视病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心理状态,因而会导致针对‘整个的人’治疗的失败。”[23]不严格地说,精神疾病患者在以往的精神性关注方面是长期处于匮乏状态的,因而才会出现精神障碍,因此,加大精神性关注恰恰是治疗的一部分,然而,社会性认知偏见的广泛存在则阻碍了这种精神性维度的补充,导致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很不理想。

(一)外显社会认知转变

精神障碍患者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解决这部分群体的生存状态,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客观地说,精神卫生工作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医学工作与社会工程,200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为“精神卫生”,2001年也被认定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卫生年”。1992年世界精神病协会发起创立“世界精神卫生日”,定为每年的10月10日,我国精神卫生日的活动是在2000年开始启动的。这一系列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对精神疾病认知的转变。

截至目前,我国共召开过三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第一次是在1958年,主题为“积极治疗、就地管理、重点收容、开放治疗”;第二次在1986年,主题为“解决精神病人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第三次是在2001年,主题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广泛覆盖、依法管理”;会议主题可以在一定程度视为当时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社会认知的凝练表达,是管理者与公众在特定时期对精神病人的社会认知的最好体现。1958年,当时的精神病学正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57年,我国的精神卫生治疗机构只有70所,分布在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床位有11000张,精神科医师400多名。”[13]275可见当时精神卫生治疗配套设施依旧短缺,收容作为精神病人最主要的的管理方式;而到1986年,由于之前精神病发展出现了长时期的停滞,大量的精神病医院遭到关闭,大量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和管理,积压了大量的病患。精神病学在80年代得以恢复,当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解决不完善的精神病收治机构与大量积压病患间的矛盾,但是此时已经不再采用收容管理解决问题了,而是通过医疗手段解决。因此,解决精神病人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成为共识。自1986年以来,精神病学迎来了其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结合中国现实的中国精神障碍诊断手册(CCMD-2)开始实施。以公安部为主体、以救治违反法律的精神病人为主要目的的安康医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智残作为残疾的一种开始得到残联的关注;1991年颁布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中明确各级残联在全国范围开展社会化、开放式、综合性的精神疾病防治康复工作;对部分省市智力残疾高发的县制定了控制智力残疾的法规和规定,并建立智残儿童康复训练站。经过了这一快速发展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精神病学工作的整体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随着医学领域预防医学的发展,受西方精神病人在去收容化运动后兴起的社区防治观念的影响,我国对精神病人也开始从救治到防治的转变;从1985年开始对精神卫生法开展调研以来,精神卫生工作的立法工作持续进行,在民主法治进程的大背景下,依法管理成为精神病人管理的核心。自此,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并明确指出,本法是为发展精神卫生事业,规范精神卫生服务,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在这部法律中,突出强调了对于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保障,禁止非法拘禁现象的发生,由此标志精神障碍患者的主导机构是医疗部门而非司法行政部门,这种转变对于精神障碍患者存在状态的改善意义深远。

(二)社会认知偏差的多样态存在与影响

歧视做为社会认知偏差的一种,同时“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主要负担之一,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在年轻一代比在年岁较大的人中程度更轻。”[24]99这从侧面反映出年轻一代相较于年长一代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认识有一定进步。但是据相关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人不愿与精神疾病患者为邻,约40%以上的人不愿意居住在精神疾病康复机构附近,更多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有破坏性’、‘容易伤害别人’。”[25]这十分符合社会认知所遵循的利益原则,之所以在此问题上“维护利益”,依然是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认知偏差所致。目前,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并没有明确的权威数据,“在英格兰,过去40年中精神病人杀人案的数量恒定保持在每年160起上下,而非精神病人杀人案则从1980年300起出头增加到2000年的800多起”。[24]99在这些杀人的精神病人中人格障碍者占绝大多数。近期美国研究者对143名犯罪嫌疑人做出的429项犯罪行为进行了分析,这些被研究者均为明尼苏达州一个精神健康法庭的被告人,其中2/3为男性,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约85%的人滥用药物。研究结果显示:被研究的犯罪行为中,约有18%与精神疾病症状相关,其中直接相关的仅占7.5%,并未发现犯罪与精神疾病症状之间存在任何可预测的行为模式。其中犯罪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的人中,有2/3出于贫穷、失业、无家可归或滥用药物等其他原因,进行过与精神问题完全无关的犯罪。[26然而这样的研究数据并不被大众所了解,大众传媒传播了过多的关于“精神障碍犯罪”、“精神病人伤人”等引发大众对精神障碍患者危险性过高估计的报道。现在并无数据显示重性精神病人的杀人比例高于正常个体。根本上改变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认知偏差,为精神障碍患者减轻病耻感、为家属减轻心理负担是精神障碍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精神障碍患者能够重返社会的重要先决条件。

在精神医学从治疗医学向预防医学转变的过程中,精神障碍患者本身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由于在精神病学的自身发展之中,一直伴随着对致病原因的探究,不同的病因说,对病人的病耻感有重要的影响。从早期的神秘主义认为精神疾病是鬼神附体所致;再到遗传说,给精神疾病患者家庭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而将精神障碍的致病因素归于生理因素、特别是脑因素,使其像其他生理疾病一样,可以让个体和家庭的病耻感降到最低。这也是精神疾病患者与家庭最愿意接受的病因解释,因为只有将精神疾病与生理疾病相类同,精神疾病的治疗才可以像其他生理疾病治疗一样具有清晰、可量化的康复指标。然而,对心理、社会致病因素的忽视是精神障碍预防工作的巨大阻碍,小到家庭、大到时代状况,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都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只有深刻认识到社会心理因素在精神疾病致病上的重大作用,才能真正将精神疾病的预防落到实处。

我国的精神卫生事业从无到有,在不断的发展中已初具成效。但是针对精神卫生的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当前,精神障碍的治疗呈现出多种进路并举的局面,任何单一的解决办法都是无法彻底根治精神障碍的,因而,研究与治疗的多元化应该是未来发展的共识。然而,当下研究热点仍然聚焦于精神障碍的病因探讨,致力于对精神障碍脑病变位置的定位,显然已沦为神经科学与脑科学发展的衍生物。如最近研究指出:“与抑郁症显著关联的区域位于大脑眶额皮层,该区域中涉及奖赏以及非奖赏功能的脑区呈现相反的异常模式”[27]。针对该项研究的报道用“抑郁症的‘病根’找到了”、“科研人员找到了抑郁症病灶位置”等词,然而脑科学研究的进步是否能真正解决精神障碍患者的存在状态,“虽然有研究者声称,在精神病病因的理解和治疗方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一百年前相比,现在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境遇和命运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28精神障碍患者还有很多心理问题与社会问题,这些都不是自然科学所能解决的,因此在新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对精神障碍的研究不能只依赖于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工作,还要充分利用来自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从多角度、多维度探讨精神障碍的致病原因与治疗路径,才能为精神障碍的治疗提供合力,精神障碍患者的生存状态才有望真正获得改善。

四、结语

精神卫生事业的改善与进步,同样遵循投入-产出的原则。要想推动精神卫生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资源的投入是必备的条件。这些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财力等硬资源的投入,还包括政策、法规、技术等软资源的投入。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精神疾病治疗的投入也会产生更多的经济溢出效应,并成倍地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与幸福。正如关怀经济学创始人艾斯勒所言:“关怀性政策的长远好处远远超过它们的代价。关怀性政策有助于获得更愉快、更有效能的工人,更牢固的家庭和更充实的生活;它们带来更高的经济利润。因此它们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强大、更有效能的经济。”[29]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精神卫生工作起步较晚,发展中又经历了长期停滞、匆忙恢复等特殊状况,笔者认为当下精神卫生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下:首先,由于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精神卫生的供给与精神卫生的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福祉的提高以及和谐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二,精神卫生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国家在宏观布局、资源配置与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依然要加大力度,着力推动精神卫生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第三,通过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改变长期存在的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认知偏见,为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提供知识与社会认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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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资助,编号为A1304,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孙丹阳(1989—),女,黑龙江省绥化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李侠(1967—),男,辽宁省辽阳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哲学博士。

 

 



[]文中出现的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均指个体在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方面出现的异常状态。出现混用的原因在于:这一概念由于时代的发展自身出现了变化,所引用的不同时期的文献叫法不一;之前普遍称为精神疾病,当前更多的称作精神障碍。

[]《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发行,是对2009年中国卫生发展状况的统计数据。

[]《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著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发行,是对2014年中国卫生发展状况的统计数据。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2)上,文章写作发表历时接近三年时间,期间我与孙丹阳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最初的情怀也在时间的磨洗下褪色了,衷心希望国家和全社会能够关心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最后感谢学报编辑部的刘主编与高老师的情怀与敬业精神,合作愉快!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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