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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谁来养活智库 精选

已有 4186 次阅读 2017-12-29 21:22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未来谁来养活智库?

1、李侠 2李格菲

1、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2002432、早稻田大学 东京,日本)

摘要:智库存活的两大关键要素是资金和人才。当下中国智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金来源渠道的严重单一化,导致智库对于政府存在高度依附性,因此,应该积极拓展事业与企业单位的市场,以此解决资金来源单一化的困境。为了保证智库产品的质量,改变激励机制,促使人才从研究型向应用型的转型,只有如此,中国智库才能避免出现大批死亡的现象,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智库盈利模式知识产品人才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think tank)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由于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以及对专业化精神的普遍要求,促使决策部门从自产自销式模式开始向社会上购买智力产品的共生模式转向。这种外在驱动迫使社会管理者的治理模式(主要是政策的制定、建议等)也要体现这两种特点,否则是无法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治理服务的。通俗地说,就是社会治理开始从社会中引入智力资源,而非以往那种精英主义包办一切的万能模式。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如果仍旧沿袭传统的治理模式,不但治理的质量与能力会受到质疑,而且治理的效果也会非常糟糕。所谓的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绝非一句戏言,而是有着现实路径可循的。笔者前些年曾提出一个命题:越是高度发达的地区,越是智库活跃的地区,决策层对智库的需求也越旺盛,其社会治理水平也是相对较高的地区,那里的决策更加凸显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特征,反之亦然。时至今日这个命题也没有遇到反例。由此引申出一个衍生命题:智库的马太效应。这个命题的社会检验正在进行中:社会的发展程度与智库的密度呈正相关关系,一些数据明确支持这个命题。如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所撰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其中北美洲智库数量最多,有1931家;欧洲其次,有1770家;亚洲紧随其后,有1262家,这三类地区的智库数量恰恰体现了区域间社会发展程度的排序。回到国内的智库分布也是如此,根据《2015 年中国智库报告》数据显示,智库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东部区域所占比例高达62%,而中西部区域总和仅占35%。总体而言,美国在智库领域是具有巨大优势的,如果按照人口平均,我国的智库拥有量在世界范围内是处于中下游的,与中国的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严重不匹配。来自国内外的证据都直接证明了社会发展程度与智库密度呈现高度正相关的“智库马太效应”现象。

   中国智库建设的井喷式发展是源于2013 4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表明党和国家将智库的学术研究和实务发展纳入到国家软实力建设体系之中,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短短四年时间,中国智库的发展如火如荼,据据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所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2014)》的数据可知,当前中国各类智库约有2500 家,研究人员约3.5 万人,工作人员约27 万。这些数量庞大的智库该如何生存已是当下急需梳理的问题。由于整体起步较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质量参差不齐。据学者分析:中国智库约占全世界智库总量的6.35%,仅有9 家进入全球智库的前150 名。正如有学者指出:“不难发现,中国现存的80%的智库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单纯的数量和总体规模并非衡量智库质量的总体指标。”【1】这个残酷现实揭示出,我国的绝大多数智库的发展不是经由市场化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典型的政策驱动模式。这种模式形成的智库,大多缺少发展根基、学术积累与研究规范,很多沦落为哄抢资源的一种变体形式。这就意味着当下的快速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在思想观念领域,后发是没有多少优势可言的,到目前为止,很多政府和机构还没有真正形成信赖智库的习惯,这正是困扰中国智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未来谁来养活智库?可以把这个问题归结智库的融资渠道问题。

一、拓展智库的融资渠道

智库靠什么为生?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形而下问题,在找出解决办法之前,我们需要对智库的生产模式做出一些简单的梳理,然后才能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首先,要明确智库的“生产-销售”链条。在生产端,智库的产出品是一些观念客体(政策、建议、方法与措施等),在消费端(需求方)则可能是政府、企业或个人。一个发展趋势良好的智库一定是处于“供-销”两旺的状态;其次,智库的结构。要形成智库产品的“供-销”两旺的前提是,决策产品与市场处于充分交融状态。智库能够提供优质的观念产品,消费者因需要而愿意购买其产品而获益(包括合法性与认同)。对于智库的供需间的因果问题,是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凯恩斯法则:需求创造自身的供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倾向于支持美国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tlor)的观点:“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2】这种趋势分析,对于智库建设而言,应该是利好消息。那么,如何保证智库产出优质观念产品呢?抛开外部环境条件不谈,仅就智库的结构本身来说,它应该满足如下的结构:智库的产出=(专业人才+特定平台+资源)*激励机制。从这个简明公式中,可以看到决定智库产出的硬性要素主要包括三个:人才、平台与资源,这些要素耦合起来,再辅以适当的激励机制,就会让智库的产出处于非常有效率的状态。如果一个智库不具备这些硬性与软性基础条件,那么这个智库是无法产出高质量观念产品的。如果产品质量出现严重的打折现象,一旦用户据此决策出现错误的后果,既无法给消费者带来潜在的收益,也让智库的声誉严重受损,从而导致智库无人问津,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根据这个判据,可以发现国内很多新兴智库目前都处于缺项状态(主要是人才与资源),因而,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它们的产品质量还无法达到用户的满意度。据统计,目前国内智库大约有95%属于官方智库,只有5%属于民间智库,因而,两大类智库其缺项状态各有各的不同,抛开表征智库特征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不谈,仅就智库的基础设施而言,哪些要素是当下智库缺项最严重的呢?对此,我们按照对智库发展的重要性设置权重,给出的排序如下:资金(资源的一种)、人才与平台。因此,资金的短缺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智库健康发展的首要因素。至于专门人才问题,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可以转换成资金问题。当下中国智库建设最不缺的就是平台,各级机构都是积极给政策,就是不给实质性支持,然后梦想着智库做大以后坐收渔利。世界上哪有不投入就有收获的免费午餐呢?至少这种做法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基于这种判断,我们主要关注资源与人才对于智库存亡的关联。

根据国际经验,通常智库产品的两大消费群体是政府与企业,这也就意味着智库的很多资金是来源于政府与企业。目前国际上的一些著名智库都开始走向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轨道,而我国的智库目前仍处于基金来源严重单一化的局面,即来自政府,这就严重制约了智库的发展。就世界智库排名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有9家智库位列全球前150名,仔细审视这些智库的最大特点都是政府类智库,它们因为有雄厚的政府资金支持,而其他大多数智库则没有这么幸运了,所以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是目前中国智库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据有的学者归纳,“目前智库的融资模式主要有以下五种: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市场化运作收益、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 PPP)和委托研究项目经费。”【3

就目前中国智库的融资渠道而言,政府投入仍是各个活跃智库的主要收益来源,这个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由于中国智库按照属性大体可以划分为政府智库、高校智库与民间智库,这三大类智库的独立性按顺序逐渐增加,但其获得政府资助的比例却逐渐降低。显然,后两类智库要想发展必须开拓新的融资渠道。社会捐赠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短期内也很难成为智库的收入来源,对于市场化运作收益来说,由于中国智库普遍影响力较弱,其自身的衍生收益很有限,这种模式也无法在短期内支撑智库的运营,那么剩下的就只有PPP与委托研究项目两个融资渠道了。公私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的兰德公司,有学者建议这是中国智库未来融资的主要渠道,对此,需要严格廓清其运行的边界条件,由于中国的特殊政治架构与文化环境,导致智库的独立性与研究的客观性都会受到影响,比如政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获得合法性,通过课题的形式选择一家智库为期做出评估与分析,此时,智库该怎样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呢?智库为了生存沦落为不经过同行评议的审慎研究而主动为决策者推销与宣传其理念的角色,这类教训我们有过太多,想想那些荒谬政策的出台,背后都可以找到这类智库的影子。毕竟在资金上的这种高度依附性是以牺牲研究的客观性为代价的,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之前,这种模式的发展存在太多的变数,自毁声誉的事件无法避免。那么,现在就剩下一种可行的融资渠道了:委托研究项目经费。

二、企业与事业单位是未来智库的主要服务对象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要想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众多智库运营资金不足的问题,除了加大政府的直接投入与税收减免外,还要着力面向企业与事业单位融资的原因有如下几条:首先,充分介入面向社会(主要是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委托研究项目,这样既可以解决企业或事业单位面临的知识短板问题,又可以使智库获得合理收入,用于维持其正常发展。之所以把未来融资的重点方向锁定在企业与事业单位这类消费端,是因为政府订单数量有限,竞争激烈,很多高校与民间智库根本无法拿到政府的合同;其次,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企业与事业单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与分工的发展,这些企业或事业单位更迫切需要源于智库的专业服务,这是一种典型的双赢选择。第三,中国的企业与事业单位种类繁多,足以养活众多不同类型的智库,只要你的产品足够专业,企业或事业单位能因此获得相关收益与帮助,那么企业与事业单位对智库的需求就是缺乏弹性的。尤其是企业,对政策与市场是高度敏感的,为了应对这种敏感性,其内在有强烈愿望,想要获得具有针对性的观念服务的。

为了营造智库的这个生存土壤,迫切要求智库在成立之初,就要明确自己的主打方向,毕竟术业有专攻,确立自己的品牌优势与拳头产品,从而最大限度上耕耘企业与事业单位的需求市场,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力争做大做强,并建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高端智库,这也是整个社会充分挖掘散落知识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

客观地说,我们之所以选择企业与事业单位作为未来智库发展的主要融资源头,是因为这两类潜在消费主体规模异常庞大,而且存在形态各异,需求多元化,这恰恰是各类特色智库发展的契机之所在。根据国家工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705.4万户,全年新设市场主体1651.3万户,比上一年增长11.6%。即便未来只有十分之一的企业有决策咨询的需要,这也是接近千万级别的用户群体,这么大的潜在市场足以支持有特色的高质量智库的存活。另外,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负责人2015年答记者问时指出:我国现有事业单位111万个,事业编制3153万人。这么庞大的事业单位,即便按照金字塔式层级结构的中上层有决策咨询的需要,即便设定为十分之一,也有接近10万家事业单位有购买决策咨询的潜在需求。这两项智库需求土壤,一旦耕耘得好,就目前不到3000家得智库来说,市场是足够大的,这里还不包括未来拓展的国际业务。

为了使潜在市场变为现实市场,智库必须推出高质量的观念产品,这样才能激活潜在消费者购买的愿望。为了保证智库产品的质量,必须最大限度上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与客观性,而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只有在运营资金不再单独依靠政府,而是拥有了多元化的、多渠道的融资途径时,其独立性才会呈现出来。否则,智库只能像乞丐一样乞求政府施舍,也无力阻挡政府机构对于研究结果的干涉与修改。如何站着把钱挣了,这才是智库获得尊严与声望的长久之策。这一切都仰仗于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在培育企业与事业单位的消费市场的过渡期,为了缓解智库生存的困境,还得提一下捐赠问题。

美国作为智库建设最为发达与成功的国家,其智库在融资模式里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们整个社会有悠久的捐赠传统,在很多著名智库的运营收入里占有接近一半的份额,这值得我们充分借鉴,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的收入中有37%的收入来自捐赠,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2013 年的收入中有45%来自赠款。”【4】非常遗憾,我们的文化里缺少捐赠的习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文化对个体认知的影响,还有制度安排设置的障碍。据一些学者统计,“我国企业有捐赠记录的不足10 万家,仅占1%,也就是说99% 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助,其中民营企业的捐赠连其财富的1% 都占不到。”【5】也许不能把板子都打在企业的屁股上,从乐观方面来看,这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否则市场会教训这些企业。为了鼓励捐赠,政府应该加速立法,使企业的捐赠获得免税待遇或者税前计提的优惠措施,从而实质性地鼓励企业或个人的捐赠文化的形成。对于政府来讲,别太小家子气,这点付出可以带来整个社会福祉的提高。

智库的发展,既需要自身水平与能力的提升,也需要企业的认知与时俱进,并逐渐习惯重大决策的专业咨询机制。否则,再好的产品遇到不识货的人也是白搭。很遗憾,现在的企业家宁可花钱去烧香,也不愿意寻求智库的专业建议,只能说明,我们的很多企业目前在认知上仍处于前现代阶段;另一方面也说明,智库在融资的营销上还停留在等靠要的阶段。

举一个前几年热议的案例,中国历届500强企业之一、菱镁矿加工商辽宁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2.4亿元人民币兴建铁矿石选矿厂,结果建成投产后却被朝鲜单方面撕毁合同并被驱逐,导致血本无归。客观地说,当这家企业决定在朝鲜投资前,只要找任何一家智库做个委托研究,相信都会避免这场噩梦般的投资悲剧。中国的很多企业不舍得投小钱,结果损失大钱的例子比比皆是。相信中国的企业会慢慢成熟,摆脱任性而逐渐成为信赖专业意见的理性行为主体。

三、知识生产的质量与智库的存活

理论上说,中国的众多智库拥有庞大的以企事业单位为基础的融资空间,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制度惰性,中国的企事业单位还不习惯引用外部智力资源,这就导致现实中的智库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是曲折的。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树立智库的可见效果,智库的发展之路将是异常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取得可见效果与获得社会认同的空档期间会有很多智库由于没有特色的知识产品而死掉。为了避免智库在发展初期的大批夭折,急需在短期内打出智库的品牌效应,从而引发广泛的连锁效应,这是任何新生事物获得生存的必由之路。智库如何在短期内获得潜在用户的信赖,这就要回到智库的基本功能上来:提供基于知识的、有针对性的专业建议与对策,让用户因此获得实际的收益。

智库的生存从长远来说,提供高质量的内容是其存在的首要前提。如何保证智库能够提供社会所需的高质量内容,首先,智库必须有充足的高级专业人才。这些人才为智库产品的质量提供了基本保证,然而任何时期人才都是稀缺的,那么智库如何吸引到所需的高级人才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有的人才库存并不足以支撑数量如此庞大的智库。其次,智库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以此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这就要求智库的类型不可千篇一律,必须适应社会需求保持多样性,通过分工与分流,为智库的生存创造专卖店模式。任何国家能够承揽所有业务的超级智库只能是少数几家,大多智库还是要走特色服务的专业化道路。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支撑智库的人才从哪里来?他们和智库需求匹配吗?

对于智库的人才建设来说,不是说一个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就可以成为智库所需要的研究人员,智库需要的人才是一种特殊人才。这里需要一个知识应用范式的转换,非常遗憾,能够实现这种转换的人才目前很少。仅以数量最多的高校智库为例,这些智库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被社会接受度较低,产生的影响也较小,被认为不接地气,正如有学者指出:“大学里的研究很多是书斋型研究,虽然也有应用型研究,但不一定为国家决策者采纳不一定适应社会民众的需求……高校智库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学术层面着手的,因此,其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在实际操作层面起到的作用就比较有限”【6】沈国麟等人认为,这是由于高校的封闭性所致,并把高效的封闭性从五个方面做了介绍。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究其实质在于研究和应用的范式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高校的封闭性来解释高校智库表现欠佳,仍然没有说到点子上,甚至可以说,封闭性是表现欠佳的一个假原因。现在整个社会的基调是市场经济社会。人才作为一个理性人,那么他的选择要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在高校采用学术范式可以保证他的收益最大化,反之则会导致利益受损。那么,如何盘活高校智库,紧要任务就是改变激励机制,以此实现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让一部分人才从学术范式转向应用范式。两种范式的激励机制存在很大的差别,学术范式的最大激励机制是发现的优先权之争(名声),应用范式的最大激励机制是目标导向的解决问题,以此获得收益(金钱)。现在的激励机制发展有一个普遍趋势就是混合激励,即“名++利”相结合的模式,所不同的是,随着范式的不同,各项激励因子的权重不同而已。因此,要使高校智库真正发挥租用,首要任务就是使智库的从业者获得最大激励,用知识换得收益,一旦从事智库的知识生产获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从事学术研究所获得的收益,那么人才会自动根据自身偏好改变研究范式,从而投身于市场。在当前的市场背景下,高校与市场的隔离其实是各自内在运行的激励机制的差异导致的,因此,从根本上说,高校的封闭说是不成立的。从生存角度来说,智库的发展也要模仿产业化的发展路径,正如学者李安方所指出:“智库产业化,并不是要改变智库机构的本质属性(独立性和非营利性),而是用发展产业的方式来推进智库机构的产业化发展。”【7】至少产业化的路径可以给智库发展带来两个重要的变化:人才的集聚与竞争意识,这是任何行业要在市场中获得大发展与生存的前提条件。

在智库建设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困境,这就是所谓的科学权威的矛盾性困境,根据韦博.比克等人的研究,“当政治文化的发展已使如此众多的一流机构声誉受损的时候,当STS研究表明科学知识的建构本质的时候,科学建议何以仍能保持权威?”【8】由于智库所要解决的都是某领域内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它的内容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问题,很多时候更涉及到社会领域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权威性在科学与社会领域进行分配,如韦博.比克所言:不能仅仅选择学术型专家,也要选择直接参与社会活动的人。“要避免政治上的敏感性,仅仅依靠科学方法本身是不够的。那样,学术路径就会充斥着承诺和风险。科学知识不会自动成为与政策相关的知识,同样地,最优秀的专家也不会自动成为委员会的优秀专家。他们并不学究式地吹毛求疵,但他们的方法显而易见是科学的。这样,专家们就转变为优秀的‘社会型’委员会成员。我们将这类专家称为‘真正的’专家。”【9】之所以特别强调科学的权威性问题,是因为目前我国95%的智库是官方智库,只有5%的智库是民间智库,这就意味着在官方智库为主的背景下,科学的权威性会经常遭遇到来自权力的干扰(官本位社会的常态),从而导致智库的产品质量受到直接影响。权威性固然不能被某一群体所独家垄断,但基于我国的现实,当下科学的权威性还是要受到适当的提升与保护,这也是保证智库产品质量的长久之计,以及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性问题,否则,所谓提升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可以把当前智库按照所属性质做一些深层次划分,以此保证科学的权威性,如德国学者多丽丝·菲舍尔对德国智库的划分:“智库在德国通常被归为以下三个类别:学术型智库(或没有学生的大学)、拥护型智库(受聘智库)和政党智库。”【10】这种划分,至少可以通过学术型智库的存在捍卫科学的权威性,并在不同智库间产生有益的竞争,从而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一种多元化的生存土壤,让市场选择促使智库产品质量的提升。

四、结语

智库发展的隐忧,皆源于盈利模式的单一化。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盈利模式单一是有限的资源获取模式、僵硬的组织模式和单一的产品模式的延伸,从而使得智库自身的发展和视界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就是将智库纳入到价值网络的思考格局之中,提高智库与价值网络上各节点企业的交互作用,并融合市场化、国际化、网络化等外部世界大的发展趋势,从而使自身获得更高级化的模式状态。”【11】对于中国智库的长远发展而言,首先要立足于国内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足够大,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与发展出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在市场的倒逼下,促成一些智库率先走向国际化,从而拓展智库的生存空间;其次,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智库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第三,加紧培育中国知识产品的需求市场,使利用社会智力资源成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常态选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出现智库昙花一现式的短暂繁荣,然后就是大范围夭折的暗淡前景。

参考文献:

1】詹国辉,张新文.中国智库发展研究:国际经验、限度与路径选择【J.湖北社会科学,20171):47-54

2】蒂莫西泰勒.斯坦福极简经济学【M.林隆全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157.

3】【4】【5】熊励陆悦.中国智库融资模式的研究——来自国际知名智库的启示【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2):62-74.

6沈国麟、李婪.高校智库建设:构建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良性互动【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4):46-50.

【7】李安方.智库产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与操作【J】.重庆社会科学,2012(6):92-98.

【8】【9】韦博比克、罗兰保尔、鲁德亨瑞克斯.科学权威的矛盾性:科学咨询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M】.施云燕、朱晓军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7、79.

【10】多丽丝·菲舍尔.智库的独立性与资金支持——以德国为例【J】.开放导报,2014(4):29-32.

【11】邵洪波 王诗.中国智库的商业模式及发展方向【J】.现代国企研究,2014(5):42-49.


Who Is Feeding the Chinese Think Tanks: CurrentApproaches and Future Trends


Abstract: There are two crucial factors for think tanks to survive: funding and talent. Currently the prime problem that Chinesethink tanks are faced with is the insufficiency of financing channels. As aresult, think tanks in China rely heavily on governmental support. In order tosolve the financial dilemma, it is vital to expend intellectual market into enterpriseand public institution. From the intellectual product quality side, theincentive mechanism also cries out for revolution to prompt the transition froma researching talentera to a practical talent era. Only such a solution will stop Chinese thinktanks from recession and lead them to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ink tank, profit pattern,intellectual products, talents



【博主跋】保宁博士来信告知,文章已经刊出,这篇文章发表于《科学与管理》2017(6)期,合作愉快!这篇文章应该是本年度最后一篇期刊文章了,以此辞旧迎新,也是值得怀念的事情。期待来年,我们还有无穷的激情与勇气!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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