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动背后的喧哗与骚动

李侠

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理念转到创新驱动轨道上，那么与创新驱动有关的诸多资源要素就出现了重新估价与重新配置的潜在可能性，这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这个政策范式的转型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对当下创新乏力很不满，因而希望通过政策内在结构的调整来重新调整创新资源要素的配置，从而使其发挥更大效力。这种政策范式转型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政策框架为所有的科技资源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提供了合法空间。

笔者以前曾提出知识生产的四要素模型，即科技产出=制度+人才+资源+文化的模式，这个模式虽然简单，但说明了很多问题。至少我们知道，科技产出和其他产品的产出一样也是需要投入的，而且条件更为苛刻。科技发展是严重依赖环境的，换言之，没有好的制度、资源环境，科技产出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小科学时代还有凭一己之力做出杰出成就的现象出现，而在大科学时代几乎不可能。因此，科技发展对环境状况是高度敏感的。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把所有资源要素简单地罗列在一起，科技产出就会自动出现呢？显然不是，否则那些富裕的中东石油国家早就是世界科技强国了。这充分说明，科技产出是一项受资源条件严格约束的行为，不仅要有资源要素的支撑，还需要使这些要素之间形成耦合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知识生产的目标的。基于上述分析，在制度许可的大前提下，各种资源要素都要在市场中实现自己的最佳配置，以此决定资源要素的流动方向：沿着收益最大化轨迹移动。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就是目前的竞争主战场，其结果会影响高校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意义非比寻常。因此，各个学术主体单位都希望在这轮竞争中处于一个有利位置，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在这轮竞争中胜出。后果早已提前呈现，但囿于自身的状况与条件，这轮改革自然会带来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时下五彩缤纷并令人咂舌的高薪招聘人才的信息会让公众产生错觉：这些高校是不是疯了？其实，高校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它们的行为看似疯狂实则是非常清醒和理智的。当下的各类高校评价体系下中，人才是重要的直接得分指标，至于其他的评价指标，比如文章、基金等，也与人才状况息息相关，综合起来，有了人才就可以充分满足当下高校评价的诸多核心指标，意识到这些，各有条件高校自然会开出天价的薪水与提供配套措施，由此引发人才的大规模转移现象。对此，有积极赞同者，也有极力反对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给出具体建议之前，我们需要把人才流动的内在机制做一些简要说明。

人才流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远非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比拟的。对于任何个体而言，这都是人生中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要经过审慎思考与全面衡量。我们曾提出人才流动的边界条件假说，大意是这样的：人才流动的潜在边界条件：P=P₂-P₁-C≥0；其中，P代表流动后的净收益，P₂代表流动到新地点的收益，P₁代表流动前的收益，C代表流动成本。净收益P=有形收益+无形收益。有了这个简单说明，自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市场上会出现天价引进人才的现象了，如果流动的净收益不是远大于零，人才的流动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现在的问题是，流动净收益大于零只是满足了流动的潜在动机条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流动的，因此，制约流动的另一个内在机制是人才与所流动区域的知识梯度差，简单地说就是你要比人家的水平高，才有可能出现实际的流动。

这里同样存在一个知识流动的边界条件，即两者之间的知识梯度差处于合理范围，即0≤K₁-K₂≤K₀，其中，K₀代表临界知识梯度，K₂代表目标地的知识梯度，K₁代表准备流动的人才所拥有的知识梯度。增加本地K₂的知识梯度能够促使只有高于本地K₂知识水准的高端人才才有机会来此工作，否则是根本无法流动的。反之，如果本地K₂的知识梯度太低，是无法吸引到真正高端人才的（K₀大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必要流动了，想想马斯克会来中国吗？）

基于上述两个边界条件，我们再来回答如何面对人才流动对某些高校造成的冲击以及解决办法。客观地说，在当下这轮人才争夺战中经济欠发达地区肯定是吃亏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坚定地支持人才流动，这是通过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自然过程，对于整个国家与社会而言是利大于弊的。首先，不论人才在哪里发挥功能，生产出更多新知识对整个社会而言就是贡献，否则人才不流动，窝在原地，既不能在其学术生涯中生产出有价值的知识，也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与抱负，这对社会与个人而言是典型双输；其次，通过人才流动也能促使落后地区真正重视人才，否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没有具体指涉的空话。现在很多高校对于自己已有的人才既无扶持，也无培养，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一旦你要走了，好像很受伤很委屈似的。在一个落后体制下，个体对于整个管理体制而言是渺小的，当用脚投票的方式被允许的时候，才能真正倒逼那些地方政府与高校重视人才，否则，会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市场会给资源定出合理价位，想想那些世界名校为什么不怕挖人？

客观地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知识水准普遍越来越高，导致能够流动的边界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因此，当下人才流动呈现出的喧哗与骚动，是短期现象，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热潮过后，自然会回归理性，哪个市场经济主体也不是傻子，它们自然会权衡利弊得失。至于这个浪潮中出现的个别“跳槽教授”，根本不是大问题，只要用人单位与当事人签好契约即可。对于那些不肯培养自己的人才而喜欢盲目抢帽子造声势的学校而言，市场会惩罚它的。现在的问题是，这轮人才争夺不可避免地还是会对落后地区造成一定冲击（冲击不是很大，那里能够流动的人才是有限的），那么如何避免由于马太效应造成的东西部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鸿沟呢？

解决措施有三个：其一，短期来看，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增加人才的无形收益来有效弥补有形收益的不足，这也是人才集聚的重要调节力量。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无形收益同样是一个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毕竟，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想有个舒心科研环境，能够被尊重、被理解同样是吸引人才的重要举措。其二，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倾斜弥补甚至增加西部落后地区的人才缺口，并快速提升其整体水平。以往的西部倾斜政策，制定初衷是好的，但政策工具的使用方式是错的。以往各类西部项目，明确标明是支持西部发展的，目标群体选择范围限定在西部，效果不但不理想，反而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本西部地区就缺乏人才，导致整体知识水准严重偏低，从矮子中选拔大个，选出来的还是矮子，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一种选择方式，结果就会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把选择范围扩大到全国甚至全球选拔，这样选拔出来的结果肯定比只从西部地区选拔的水平要高，只要政策附加一个条件就可以实现提高西部整体知识水准的目的，即中标西部项目的学者要到西部服务一定时期（根据项目周期而定），不愿意来的可以不申报，总有愿意的，这样一来，有才能的人获得了项目，而西部则获得了宝贵的人才，这也体现了国家对于西部的支持。第三，从长期来看，西部地区自身也要加大教育投入，不要短视地认为给别人培养人才自己吃亏了，其实高校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人才蓄水池，借此可以慢慢提升本地的知识基准线，不能老是习惯于搭便车，总是伸手向国家要钱，而自己则能少投入就少投入，这种小聪明是走不远的。

人才流动是好事，对于整个社会真正树立尊重知识与人才的风气是最好的背书。同时，人才值钱了，市场释放的这个明确信号，对于青年学生目标的选择具有强大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因此，对于那些以各种借口反对人才流动的说法，我们要坚决反对，大凡以各种借口阻碍人才流动的做法大多是掩盖自己的不作为，还在梦想让马儿不吃草或者少吃草，还要跑得更快的荒谬逻辑。这也印证了我们以往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大凡制度成本高的地区，人才流动的欲望也越强。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写于三月份，刚刚看到在《中国青年报》2017-5-8的A2版刊出，即思想者栏目。与聂老师的合作很愉快，是为记！这一宿顽强看完一章书，现在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吃两块饼干，赶紧睡觉。

2017-5-8凌晨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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