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政策窗口盘活智力资源

李侠

2016年11月7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这项政策的出台马上引来科技界的广泛热议。仅从政策受众的积极反应中就可以推断，这项政策涉及到了科技共同体的切身利益，就政策问题的设定而言，其切入点与对目标群体偏好的选择和定位都是非常精准的。那么，这项政策释放了那些积极信号呢？

纵观《意见》全文，核心问题就一个：增加知识在分配中的权重，以此提高科技共同体的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正向的激励机制。按照科技部副部长李萌的解读，此次分配机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三元分配体系，即基础工资、绩效工资和科技成果转化性收入。对这个分配结构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此次改革真正解决的问题不是收入，而是合法性问题。众所周知，科技人员收入的主体部分是由国家财政投入支撑的，即基础工资与绩效工资的大部分，所谓绩效无非是把国家投入部分从每个人那里切分出来，然后放入集体的资金池中，以此调动科技共同体内部的竞争机制，在这种内部激励下，有的人根据业绩从这个资金池中多分一些，而另一些人则少分一些，仍然是零和博弈。对于科技共同体的整体收入的改善没有多大帮助，只是造成收入在内部的重新分配而已。毋庸讳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套体系取得的效果非常显著，但也催生了过度竞争与无节制透支的学术生态，涸泽而渔模式是不可持久的。

在国家的整体发展愈发依赖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如何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显然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但是，在国家教育投入短期内无法有实质性的大幅提高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激励机制呢？以往所采用的零和分配博弈策略，显然已经耗尽了其固有的激励作用，因此，在这个背景下，要构建有效的新激励机制，必须实质性地扩大用于分配的“资金池”的规模，那么扩大的部分从哪里来呢？《建议》中对于国家投入部分的增加措施语焉不详，那么，这个增量只能从市场中来，通过市场化的方法解决知识资本的收益长期偏低的问题。可以预见，这项政策的短期收益不明显，它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增加用于分配的各种努力提供了一种合法性认证。

《建议》以国家背书形式为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合法性。至于科技界热议的允许科研人员兼职并获得合法收入的话题，其实，这是长期存在并处于灰色地带的一个现象，本次政策给予这类行为以合法性承认。这是该项政策的一大亮点，它以政策的形式把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从以往的独占模式拓展到分享模式，极大地盘活了各类被闲置的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这种盘活是一种双赢，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解放与激励，对于社会而言，它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宁可让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闲置也不允许其流动的独占模式，从而有机会让社会分享到这些资源。由于知识的分立特性，这项政策安排为有效挖掘散落于社会中的各类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提供了一个投入少见效快的启动按钮。这种努力对于拥有庞大人力资源的国家来说，最大限度上避免了各类知识资源的浪费，对于整个社会福祉的增加意义尤为深远。让市场给予知识资本定价可以纠正长期存在的知识资本定价扭曲的现象，这对于理顺知识积累与再生产的关系是基础性的。

对于该项政策的理解还存在一个普遍性的误区，即科研人员的兼职行为是否会影响本职工作，适度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看似很关键，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哪一部分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会在这次政策变迁中被盘活？换言之，在该项政策导引下，不是所有人一夜之间都可以去兼职或者知识入股了？那么盘活的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的边界在哪里呢？根据知识梯度存在的现实，知识的流动方向是从高到低，通常具有流动能力的边界条件是个体具有大于或等于行业的平均知识基准线，而低于行业平均知识基准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法流动的（兼职）。在政策窗口没有打开前，那些兼职者往往具有远高于行业知识基准线的知识梯度，这个超高的梯度差里包含了双方都预留的违规成本，去掉那些潜在的违规成本，剩下的净梯度差就是双方想要获得的，通常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以往那些能够在不同科研单位间兼职的人大多是学界精英，如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理论上说，只要个体具有高于平均行业知识基准线就具有流动的可能性，具有相对于平均基准线越高的梯度差就越能获得更多的流动（兼职）机会。此次《建议》把科研人员的兼职行为明确合法化，由此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违规成本，导致可以流动的人才的边界条件下移，从而释放出更多以往被违规成本阻挡的人才的流动，这部分流动增量是由于政策废除了违规成本带来的。换言之，现在可以流动的人才不再单纯是高端人才，而是可以低一级的人才，这样既可以满足社会对于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的不同需求，又可以把以往那些被沉没的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盘活，这就是这项政策所具有的可见价值。

由此可见，《建议》所释放的积极信号，并不会造成很多人所担心的那种情形：出现人员流动与兼职现象的井喷式爆发，毕竟资源硬性约束的存在，以及行业知识基准线的逐年提升冲抵掉政策释放的部分空间，因而，可以流动的人才总量是有限的。再加上，以往占有模式下的零和收益博弈，已经严重推高各行业科研人员的考核标准，能够完成那些逐渐加码的任务已经是不容易了，哪还有更多精力去兼职呢？由是观之，可以预见各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被蚕食，会全面提升科研人员的工作考核指标，借此可以极大地消解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源的潜在流动倾向，导致政策效率在悄无声息中大打折扣，这倒是当下需要认真考虑的，而不是对“适度”的过度纠结。一项政策在没有开始运行的情况下就匆忙设置各种限制，这会让政策后果变得非常不确定。客观地说，这项政策原本就是一项温柔的渐进型政策，因此，目前的很多担心是不必要的。对于该项政策，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不是兼职行为的多少，而是警惕那些借助于政策的模糊之处，使权力之间的利益输送的假兼职现象合法化的趋势，那是对所有科研人员利益的侵蚀。市场是不好欺骗的，毕竟它是基于契约精神与公平交易来维系的。正如民间所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应张林老师之邀而写，发表在《中国科学报》2016-11-14的A1版，与张老师合作很愉快，这是原稿。刚才看到已经出来了，那就贴到博客里吧，小店也是好久没有打理了，每天的瞎忙是一种无力的表现，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模式，应该改变一下了。希望未来有一些时间，什么也不做，就是用来浪费的。博客这个小店也是经营快十个年头了，不觉间，鬓已星然，好在激情还在，争取年底之前正儿八经地写几篇。

2016-11-14凌晨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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