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岳跃国

　　记者：作为“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之一，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您认为全面小康要不要制定统一的指标体系？

　　周冯琦：小康社会生态环境需要建立指标体系，要有一个判断标准。但我想这一标准不宜绝对化，也没有必要。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之上，与已经存在的环保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等指标体系有一定的衔接性，利用已有的统计和监测基础。每个城市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可以设置一些特色指标，其中一些指标可以根据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稍微超前一些。

　　包存宽：小康是有层次性、多样性的，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对小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追求小康的目标也不完全相同。如果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大家是不是已经实现小康了，很多人最后可能是“被小康”了。小康指标在不同地区有差异性，要尊重差异性，试图以一个统一的指标或指标体系来标识小康很难，现实意义也不大。

　　记者：国际大都市、生态创建、全面小康，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有何不同？

　　周冯琦：每一个指标体系标准的确定，都和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是由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决定的。国际大都市除了具有对世界和地区经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综合服务功能强等特征之外，还应具备宜居的生态环境；生态创建，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所提出的指标体系和所设定的标准，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而设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级阶段，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都有所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相应也会提高。绝对地比较指标的高低不科学，但总体来讲，小康指标应该高于以往的生态创建指标。

　　记者：小康指标应该如何来定？

　　包存宽：小康指标不能建立在单纯的分析基础上，不是只由精英阶层讨论讨论就能定下来的，应坚持走群众路线。指标从哪里来？要从群众中来，看看群众的需求是什么。指标确定以后，再解释成群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到群众中去。

　　我认为，要从3个维度理解小康社会生态环境指标：一是进步指数，在纵向和自己的过去比，体现改善或努力程度；二是水平指数，和周边比，找准自身不足；三是目标差距，和标杆或规划目标比，明确努力方向。这样的一种指标体系能够形成地方持续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自我激励的长效机制。

　　周冯琦：以往的环境指标体系主要包括3个层面：一是反映环境质量的，包括水、气、声、渣等；二是反映污染排放的，包括总量、浓度、强度等；三是反映环境管理制度和能力建设的，如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投入、政策法规的建立、环境执法等。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也应该围绕这3个层面来设置，但出发点和要求有所不同。

　　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以往多注重优良率，小康指标则应更加注重以公众健康为底线的环境质量标准；反映污染物排放的指标设置，应该在环境容量的允许范围内来考量；反映环境管理制度和能力建设的指标设置，更加注重环境信息公开，更加注重公众的参与，更加注重环境法治等等。

　　记者：以PM2.5浓度为例，您认为控制在多少算得上小康标准？

　　包存宽：将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结合起来看，虽然目前还很难说清二者的因果关系，但至少是存在相关性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水平，就是底线。当我们无法说清什么是小康时，不妨换一个角度，发起一个讨论，看看大家心目中的小康容不得什么样的环境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要带着雾霾、污染的水体、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吗？这肯定是不行的。

　　设定小康指标应基于一种底线思维。就像如果贪腐问题大范围存在，不能说是政治层面的“小康”，如果环境违法也大范围、常态化存在，不能说是环境小康。如果大家普遍的满意度不高，也算不上小康。

　　周冯琦：从一个城市生态环境健康和人体健康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上海的小康指标中的PM2.5可以参照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35微克/立方米的过渡期标准，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是有一定难度的。上海常住人口接近2400万，到2020年可能还会增加，发展的压力、区域影响的挑战仍很大。要在3年~5年时间内达到标准，确实有难度，但应该朝着这一目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