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年”就应是中国人心中最重的一个“事儿”。每逢回山东老家过年，“磕头”自然是少不了的、也是最重的一个“礼”。并且，至少有五个“头”，是必须要“磕”的。

第一个“头”，就是要磕给“老天爷”。本来在我小的时间，受“破四旧”的遗风，这一个“头”是“免了”的，可80年代中期以后又恢复了。看着年愈80的老父亲依然虔诚地行着大礼，我也就“二话不说”了～

第二个“头”，就是要“磕”给祖上。明洪武初年，包氏始祖包元（一世）兄弟三人从山西洪桐县大军屯迁居至嘉祥，到我这儿已是第25代，世世代代、生生不息。饮水思源，这祖上的“头”也是要“磕”的。

第三个“头”，自然是“磕”给爹的。姐弟四人以我最幼，爹生于1931年，长我40岁，以至于爹在我印象里一直就是“老头儿”。依仗着爹那“使得好牲口”、“干得好石匠”、“杀得好猪”的手艺和起早贪黑的劳作，让我们一家六口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吃得饱、穿得暖。尤其是打“记事儿”起每到过年，别人家要靠“卖些地瓜干”的钱买点肉，才吃顿年夜饺子，爹用“杀猪的钱”大块大块地买回过年的肉，也“艳羡”刹了小伙伴们。如今，老爹已经八十有三（老家按虚岁），身子骨还算硬朗，脾气依然“倔”，这个“头”，也是少不了的～

第四个“头”，是磕给2006年端午节那天去逝的娘。那年，娘才63岁（也是按虚岁），刚把她孙女——我的苗苗——从两个月大带到上了幼儿园小班半年，本该轻松下来好好享享清福，却早早地去了。只到现在，家人、邻居、亲戚回忆着叙说娘的事之后，总是要加上一句“老人家没福”的感慨。给娘磕头通常是在除夕那天的下午，和哥哥、侄儿带着纸钱、高香到娘的坟前，点着高香，边烧纸钱边念叨着让娘回家过年，流着泪跪在娘的坟前，那一刻～写到这里，泪水再次湿润了眼睛，惟愿娘在另一个世界里安祥～

第五个“头”，就是“磕”给街坊邻居。“邻居”、“近邻”在山东农村意味着什么，恐怕只有在那里从小长大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平时关系好的自不用讲，就是平时有些“磕磕绊绊”的，过年时一来一往，拜个年、磕个头，也就过去了。我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外出上学、工作那么多年、过年回来还依然街坊上挨家磕头拜年”的人，其中，自人老爹的要求，每年大年初一，早早吃过饺子，爹就叮嘱“别忘了去邻居家磕头”。于是，挨家挨户，进门寒暄，都问着几乎同样的问题，诸如“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走？”、“媳妇和闺女也回来没？”、“还在上海呢？”听起来似乎有些絮絮叨叨，也着实感受着老家人的热乎劲儿。就是平时回来，遇到邻居谁谁的，也都是操着张乡音“大婶”、“二叔”地招呼着。在街坊的眼里，没有什么教授、博士的，我还是那个“小宽儿”、“二高子”～

今年回老家过年，邻居小光来家里给老爹磕头拜年，不忘给爹开着玩笑说“二爷爷，给你磕头了，趁你现在还看得到”，稍停顿一下，指了指“贡”在堂屋正中央桌子上的“神位”，接着说“等什么时候，把你老人家也‘贡’到这个上面，再磕头你老也看不见了”，逗得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话虽然是“玩笑话”，却说得在理。常说的“及时行孝”，也是这个道理。

写到这里，也在盘算着这个周五晚上的航班，回老家看看老爹，说句“不敬”的话，也是“看一眼少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