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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导师分享 | 学术发表的三个类比

已有 494 次阅读 2020-8-14 16:47 |个人分类:科研手记|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Wiley, 威立, 学术发表 |文章来源:转载

作者:程远,明尼苏达大学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整理:张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大家好,我是程远,目前在明尼苏达大学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Humphre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教。此次进行分享是因为我自己的发表经历比较曲折,觉得可能对大家是一个鼓励;这次分享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总结反思的过程。



1个人经历

我们往往会将写作与发表视为一个神秘的过程,你走每一步时都希望别人给你指点,但走得越多越发现是有一些基本的道理的,我会讲讲这些基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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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论读博还是工作,所走的都并不是一条通途。我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在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博士到环境与公共事务学院,读公共管理方向。我本科毕业后,还在国内的NGO工作过一年。

我起初非常想做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下简称“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博士生,但是那时她去世了。我刚开始读博时,选题也不是我后来博士论文题目,而是关于中国的林权改革,所以我博士期间的导师和题目都有过很大的调整。我2017-2018年求职时,起初非常顺利,拿到了9个学校的面试机会。但是前面的8个要么最后音讯全无要么以失败告终,最后能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职我觉得很幸运。 

我博士毕业的那段时间,也有两篇修改并再审的文章被拒绝。这些经历让我有很多反思,在找工作时你会希望很快把文章投出去,但这会导致一些不好的结果。不管怎样,那些好好做的文章最终总能发表,就是日程可能与你设想的不同。我在发表的过程中被拒绝了很多次,有过修改后被拒,甚至也有过直接拒稿。

我还是会愿意从最顶尖的杂志投起,除非有特刊的机会。特刊机会优点在于其一是可能性比较高,其二是你的文章在特刊里会比较有吸引力,不过很少会有特刊。我和一些顶尖的学者聊天时,也会谈到期刊选择的问题,比如Richard Walker,他会觉得你不用想那么多,何必给自己设限呢。现在我也是这个状态,比较自由地投,不给自己设限,这也和我现在对发表比较放松的心情有关。我以前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Sean Nicholson-Crotty,说投顶刊可以获得很好的同行评议,有利于继续改善文章。他们的观点对我选择期刊有很多启发。

我的第一篇文章在2018年发表,在JPART和PAR的文章是2018年收录,2019年发表。我2018年的这篇文章是与老师合作的,从2014年开始做,经历了很久,也多次被拒稿。我博士期间产量不高,写了一些文章,但都没有被发表。不过我并不后悔,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这段经历也对我后来的发表很有帮助。所以也希望能够鼓励到大家,如果你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暂时还没有发表,其他同学的发表可能会使你焦虑,但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很重要。


2我们应怎样看待写作和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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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觉得在国际顶刊发文风险高、费时间、竞争激励、需面对偏见,似乎也得考虑是不是要和编辑认识,你的学校的声誉是否重要?尤其是如果一篇文章没有被发表,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以上这些原因。但是一个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不可能很快发表。如果有人告诉你能够很快发表,你要小心,因为这说明你的研究会容易被其他人模仿,你在这个领域也会持续处于很焦虑的状态。不好的消息是发表需要时间,好消息是你如果掌握写作与发表的基本原则,你也会收获很多。我会通过类比讲这些原则。


3类比一:学习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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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则是发表一定要有学习一种语言的心态,这不在于你是否懂英文或其它语言。你进入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在学一种语言表达。你在学语言时,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别人基于语言的隔阂听不懂,你不会有任何芥蒂。但在发表的过程中,你觉得双方都在使用英语,一旦别人不接受你的想法,你就会非常沮丧。你要归零,将写作与发表视为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会英语不意味着你可以和对方沟通。现在很多国际期刊都在说要重视非英语国家的文献,但这是编辑的努力,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从作者的角度,你要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下面是一些学习语言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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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习一种语言需要时间和努力,但这不是线性的。就像我家里3岁的小孩学语言,不是每天的成效都很明显,而是在不断学习中会突然有一个上升。你可能会陷入令你沮丧的瓶颈期,但要树立这不是线性过程的心态。

第二,学习语言时你要调动你所用的感官,听说读写要同时进行,都要重视,而非是像我们应试教育的哑巴英语那样,因为你不可能只进行听说读写的某一项就能学会语言。我们往往认为写是最重要的,但是你去听报告、给他人评论文章,都在锻炼你的语言能力,不能只关注写。

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同事John Bryson,一个很有名的从事公共部门战略研究的学者。他在面试我的时候,就说自己信奉三结合原则:你要同步公共服务、教学和研究,把这三者结合地越紧密越好。从学习语言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你要调动你所有的能量往一个方面学习,这样才能学习得全面。大家在学术会议中要积极提问和交流,也要争取和珍惜进行同行评议的机会。 

第三,你要每天使用这门语言,要么说,要么写,这样你才能保证你一直在状态,处于非线性的成长过程中。

第四,在学习语言和发表的过程中要先模仿,再去组织语法。熟练掌握这门语言的人可能并不清楚语法,比如你去问文章写得好的人有哪些技巧,他可能就像在水里的鱼一样,也不知其所以然,往往只能说一些大而化之的内容。实际上,他的思路体现在他的文章中。最好能跟经典的文章学,然后再想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如果你一开始就从语法切入,会很难完全掌握一门语言。

当你有机会和资深学者合作,对方可能就会帮你改文章,这也是体现对方思想的过程,你要特别认真地学然后问为什么。南加州大学的邓穗欣教授是奥斯特罗姆的学生,他曾提到他可以做到奥斯特罗姆给他改的每个错误他不会再犯。前提一定是他先写,而非每天问导师我该怎么写文章,因为方法可能是内化的,讲不明白,而会流露在文章修改中。

第五,你在学语言的过程中,要形成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并常常使用,这样会很节省时间,使你把时间更多花在想法的完善上,而非段落布局和结构上。我的合作者Jeff Brudney教授曾告诉我,在写任何文章时都会时刻问自己一篇文章能否讲出三个贡献,并在文章中不断去强调这些贡献并将写作围绕其展开。这是他形成的一种写作风格,如果我们去仔细观察,任何一个知名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而我们学习一门语言的最终目的,也是能形成一种自己的风格。在一开始风格形成的时候会很费时间,但一旦掌握一种或多种风格,形成一篇高质量文章的效率会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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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在JPART的文章Nonprofit Spending and Government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 Testing Theories of Government Nonprofit Relationships,也是我花时间精力最多的一篇文章。我们在研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时,往往关注政府把钱给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起政策执行作用。但是根据我的实践经验,非营利组织有时也会给政府钱。

我关注到美国的公园系统有很多非营利组织为公共服务筹钱。这时我们就可以反过来问:非营利组织能如何影响政府?政府影响非营利组织的理论是否在这个背景下同样有效?很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有些反常规,二是所使用的资料来自公园系统。这对于研究城市治理或环境比较重要,但公共管理更多关注的是提供社会服务。所以,如何正当化背景面临困境,而对于发在JPART这样强调理论贡献的期刊尤其难。我就一直很纠结,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问题,我也能做出贡献,但不知道应如何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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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想到了奥斯特罗姆所写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她遇到的困境应该是一样的:她想要就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发生条件和主流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对话,但她选择的案例既非经济学关注的市场,也不是政治学关注的选举系统,而是偏远地区的乡村如何合理地利用集体资源。现在很多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可能还对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嗤之以鼻,认为她研究的内容并不是经济学或政治学领域的核心问题。那么奥斯特罗姆是如何让她的这本书成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主流的?我就认真地重读《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的引言,尤其是她说明她为何这样研究的理由。我就读到了这段话:

他们(生物学家)的科学策略经常涉及到为经验性观察确定最简单可能的有机体,在其中过程以明确的甚至是夸张的形式发生……选择这种有机体,并不是因为它能代表所有的有机体。更确切地说,有机体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可以更有效地研究特定的过程。

大概意思是说,生物学家研究癌症不会去选择正常细胞进行研究,而会研究癌症细胞。但癌症细胞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胞吗?并不是。你之所以研究癌症细胞,是因为你所关心的互动过程能在癌症细胞中被最大程度地展现,这对理论的建构而言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奥斯特罗姆)为什么选择相对隔离的区域中的自治系统,观察他们如何建立规则,实现集体行动。 

我选择公园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影响最可能发生。如果原来的理论能够解释这种最特殊的情况,那么就说明这个理论很有解释力。如果原有的理论不能解释这种情况,那我们就需要给旧理论加一些范围限定。

通过模仿奥斯特罗姆,我也想把自己的研究引到主流公共管理中。你在写文章时,首先要确定你的模仿对象是谁。如何组织逻辑,使每一步都有惊喜而没有惊吓,这既是技术也是艺术,需要去不断模仿和反思并内化在自己的写作和思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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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列出了我发表的两篇文章的致谢部分,这些组织或者个人都在不同阶段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反馈,帮助我形成了终稿。在致谢,我会列那些确实读过我文章并给出建议的人。你自己一开始写文章时很难单打独斗就有好作品,需要不断地与他人互动、切磋,你也会从中学到很多。虽然有时我们会担心自己的想法被其他人抄袭,但在你刚刚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文章写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交流和反馈是不可替代的。


4类比二: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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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进行对话。我在求职的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在美国求职时有很多面试,我之前习惯于回答问题,但这时更需要有来有往地交流。写文章有时也有这样的感受,觉得这是个单线的过程,就是去回答一个研究问题。但其实和读者进行双向的对话非常重要,每一步都需要假想有对话在发生。

作为对话外的研究者,你要理解当你加入对话,在评判“你说什么”之前,别人会首先评判“你是怎么说的”——是不是按照我的套路在讲。如果你没有遵循对话的套路,别人甚至可能都不会听你说。前面提到的学习一种语言,就是要模仿别人是怎样说的。此外,当你加入新的对话,别人给你的时间很少,你要很快抓住别人的注意力,展示你的想法与他们所讨论的内容的相关性和重要意义。 

当你不是主流时,你很难改变主流的想法。对话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兴趣,但对方不一定因此改变他的想法。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要理解,不过如果你认为改变是必要的,你就需要坚守初心,不断说服。当你和其他人聊你的研究想法,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可以做。我觉得恰恰这个时候你需要小心,别人鼓励你推进研究是好事,但你需要考虑能不能通过做这个研究做出贡献。这里的对话更多是针对从边缘进入主流时在不对等条件下进行的对话,一旦你进入主流,对话也就变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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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故事”代入对话中首先要从别人熟悉的内容讲起,但很快你要给别人一个惊喜。“中国故事”比较特殊,如果你一开始就讲别人完全不了解的内容,对方会很快就不愿意听。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国际上的确存在一些对中国的偏见。作为学者,我们其实可以对破除这种偏见做出贡献。你要给出强有力信息来佐证为什么你研究的东西重要。此外,偏见多是一些脸谱化印象,这种印象的形成往往是忽略了一些常识,你可以用常识来反驳偏见,这也更能正当化你的论点。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治体制较为特殊,因此并不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但我们可以使用奥斯特罗姆的方法,或者一些定性方法的思路,强调“中国故事”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定量研究都是定性研究,因为定量也是选择一部分数据。要么是最突出案例(most salient case)要么是最不可能案例(least likely case),我更偏好最不可能案例。比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在中国背景下,非营利组织非常不容易有自主性,但如果看到了非营利组织有自主性的现象,会比在其它背景下更有意思,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看到很多非营利组织有创造性的行为。总而言之,讲“中国故事”更需要从理论层面强调研究价值。 

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受众,这不代表他们是对的。确实一些情况下中国数据会受到质疑,因此我们尤其需要在写作中要保持开放透明的态度,讲清数据的来源与局限,建立读者对于文章作者和内容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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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的心态如何帮助你选择期刊?最直观的,可以看哪些期刊发表了你想要引用的文献?你想对话或能够对话的文献来自哪些期刊?那么这个期刊可能自然是你最希望发表的期刊。

第二,除了从自己的已有知识和积累出发,你也需要问自己希望并且能够参与到哪个“对话”中。如果你对这个对话不熟悉,结合我们的第一个类比,你需要用学习一门语言的心态,去认真学习这个读者群喜欢怎样的表达,以及你所研究的问题如何与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相结合。

第三,你也可以从这个期刊更重视理论还是实践贡献的角度考量。比如JPART更重视理论,PAR更重视实践(当然任何学术期刊都首先关注理论)。这也会影响你的写作,你是从理论层面阐释变量关系,还是从实证角度构建框架解释一个现象?

最后,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偏好,但是否接收最终还是由编辑和评审专家决定的,所以也无需脸谱化每一个期刊。在我打算投JPART时,坊间流传JPART已经很长时间不接收任何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了,很多人劝我不要投JPART。但我觉得这个研究对公共行政理论有贡献,所以还是投了,最终发表了。所以在期刊选择上更需要考虑你是否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而非囿于对期刊偏好形成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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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roducing Responses to COVID-19 with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Lessons from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是我们最近发表的关于浙江抗疫经验的文章,并不是一篇研究论文,我们希望能把浙江经验写进PAR关于应对新冠病毒的案例中。

西方认为中国抗疫很简单,就是中央政府采取措施。那我们为什么要从一个省的角度写?浙江省一开始疫情严重,但后来感染者的数量在全国下降最快。这个悖论形成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是有地方多样性的。这一认知对中国读者而言并不新鲜,但对西方读者而言是新鲜的。

从常识来看,抗疫中政府非常重要,但如果公民不配合,抗疫能成功吗?比如一些美国人不戴口罩,增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同样,所有的中国公民起初全都配合吗?也并非如此。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最终配合,非营利组织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你把这个对话先引到对方熟悉的现象中,然后使用常识将对方代入一个无法辩驳的逻辑环中,让他跟着你走,这样你就进入到了一个对话中。你也在做出贡献,不是迎合读者既有的观点,而是改变了他的认知。能进入对话并贡献新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Exploring the Role of Nonprofits in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Moving from Coproduction to Cogovernance 这篇文章是我博士论文的内容,最终2018年发表在PAR上。这篇论文的想法也很简单,从新公共管理走到新公共治理后,我们一直强调不能把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仅当作客体,而要让他们进入到决策中。大量的文献讲这种决策参与是不可能的,政府采购了大量的资源,很多决策是不放开的。

我看到公园系统的实践不是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与公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规划、设计等决策作用。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文献很多是讲非政府组织或公民如何在公共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就想,能否把对话从共同生产推到共同治理(co-governance)?这个研究涉及到你想把新的内容介绍到当前的对话中。很多欧洲学者对共同生产是什么吵得不亦乐乎,使共同生产成了一个时髦但充满分歧的概念。所以当你进入到这个对话中,你会感到很混乱,有人说你讲的东西是共同生产,有人说不是。应当如何在这样的混乱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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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和很多学者的交流,我在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共同生产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议题,大家也做了很多贡献,但是现在有许多关于共同生产的不同概念。这些概念有什么贡献?无论你提共同生产、共同创造还是共同治理,有些人会认为是在公共服务提供的层面,但有些人会在规划、设计层面用共同创造这个词。这两个是不同的过程,这在文献中基本形成了共识。所以我不谈共同生产是什么,在我们认为已经有这两种区分的前提下,非营利组织在什么情况下会从第一个阶段跳到第二个阶段?如果你一开始就讲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不是共同生产,所以进行对话时要假想对方的关注点和思维模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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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我在JPART的一篇文章,Nonprofit Spending and Government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Testing Theories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hips,讲非营利组织如何影响政府财政。左边是一个评审人给我的评审意见,右边是我的回应。

当时这篇文章我想讲的是,城市人口数和公园预算不是线性关系。这个评审人非常认真细致,说我的模型可能有问题,当线性关系中存在极值时,拟合出来的也可能是U型曲线,因此需要把人口数换为人均预算支出来构建模型。我当时非常想推进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在回应中说明了如果按照评审意见构建模型会怎样,我通过解释临界质量理论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并引了其它文献说明使用人口数的正当性,大概回应了2页纸。

评审人又回应说,你讲得都挺好,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按照我的建议来。已经到第二轮了,我就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我对自己第一轮的做法还是挺骄傲的,当时发这篇文章还蛮重要的,但我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你觉得你的做法有理可据,但被评审人反对,你可以在回应评审意见时进行反驳,这不会让你的文章直接被拒。

我现在有时会觉得自己写得快了些,所以评审人让做什么我都会听。最近的例子是评审人让加个数据,我就加了,然后评审人回应说加了数据后发现局限性更大了,没有原来设想的那么质量高,所以要拒稿。很难讲是否要根据评审意见修改,没有一个通则,就像一场对话,如果你觉得你的观点重要,你就和对方沟通,不一定完全根据对方意见改变你的做法。你不是仅仅在回答问题或者执行命令,而是进行一场学术对话。


5类比三:进行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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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类比可能更宏观,可以称之为“资产配置”。我和一些很好的学者聊天时发现,他们很容易好奇,但也会很快就感到无聊。Brinton Milward是研究网络治理的大牛,后来他就转为研究黑暗网络(dark networks)。我就问他为什么换了研究方向,现在网络治理那么热,他说我就是感到无聊了,于是就在同一主题下找另一个研究议题去做。

我觉得作为年轻学者我们也要有这种心态,走一步时考虑下一步,而非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一个议题上,之后再转方向就太晚了。有些研究议题快被做透了,有些是能够让你持续学习的。我自己是遵守二八定律,开始时用80%的时间写我擅长的内容,20%的时间进行拓展,尤其是关注和我主要方向相关的领域,了解哪些方向我可以进行学习并做出贡献。

在发表中做些冒险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博士期间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一个方向,这可能不是个很好的经验。研究是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过程,如果你不冒险,可能就很难突破。

做资产配置是为了形成自己的品牌与风格,以获得更广泛的受众。你的具体方向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改变,但应围绕你关心的核心问题展开。John Bryson曾说自己关心的大问题是人们如何进行决策并帮助人们更好的决策,并据此开展不同的具体研究。我作为主要研究非营利组织的学者,也尝试如何通过这个原则和公共管理、城市规划、环境研究等其它领域的学者对话,这个意识要在一开始就建立。

另外一点重要的内容是管理合作。我读博时的想法是,除了和导师合作外,我希望我的博士论文是自己的,这恰恰是因为我很想和别人合作。我希望在有了自己的一套体系后再和别人进行合作。现在我所有的文章基本都是合作完成的,在合作中我觉得重要的是把学习置于优先级较高的地位,包括了解其它领域,学习另一种风格。

此外,合作者优先,如果我和博士生或者年轻学者合作,我会把他们放到优先级比较高的位置。如果我是一名合作者,特别是非第一作者,我会希望这个工作做得快一点,因为后面的作者工作相对比较少,要能很快把自己的部分完成后交给第一作者,而非成为最后拖住项目进度的人。我也曾向著名的政治学者Gary King请教他是如何做到广泛合作的,他说他会优先合作者,这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如此。

另一位很优秀的的年轻学者Bert George曾和我交流说,对自己而言博士毕业后,找合作者就像找博士论文委员会委员。Bert自己会写主要的内容,而他会让相对资深的学者作为合作者为他提出各种建议,就好像他们在他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上一样。每个学者有不同的合作风格,但归根结底怎样去进行合作,而进行资产配置的想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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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位对我有很大启发的学者与实践者:

首先是奥斯特罗姆教授,其实非常遗憾我没有见过她的面。我非常喜欢读关于知识旅程的内容,可以看到奥斯特罗姆教授是一个不典型的学者,一开始研究地下水,后来研究城市公共服务、警察、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后期研究基于代理人的行为经济学。她不停地变换研究方法,也在不同的主题中积极学习。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声名卓著的学者也在进行多样的资产配置,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不停地学习。奥斯特罗姆教授也获得了很多领域的认可,非常了不起。

另外一个是吕朝,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负责人。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的恩派工作过半年。吕朝讲恩派有八个基因,其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草根立场、主流意识”,这给我很大启发。做学术也是如此,你可能出于草根或边缘立场,但一定要有主流意识,希望能够加入主流对话,获得主流受众的关注,把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这可能也会反哺到自己所在领域。有时你原来领域的人觉得你做的东西没什么价值,你想要对话的领域的人又觉得你怎么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讲。但我一直会想起吕老师的这八个字,作为一个现在可能有点脱钩的学者,我会想要融入主流话语,并贡献新的视角。

最后是我的博士生导师Beth Gazley教授。她讲的两点对我影响深远,一是你要永远发挥你的优势。我当时会想自己是个中国研究者,写作和求职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她一直跟我讲要发挥你的优势,最大化你的优势。现在大家写任何文章,可能都要问一下:我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我怎么发挥我的优势?

第二点和资产配置相关,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更习惯于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我可以写3篇定量的文章毕业。但是导师要求我必须去对非营利组织做访谈,写一篇扎实的定性文章才能毕业。我当时不太理解,觉得多此一举,浪费时间。但后来认识到,这就是一次冒险的资产配置。最后这篇定性的文章也发表了,更重要的是我从访谈中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洞见。这对之后的研究、求职和学术交流很有裨益,这些价值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去衡量的。每篇文章要有一个冒险的部分,来不断推进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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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学术研究一定是好想法和好的写作/沟通的结合。今天分享的内容侧重写作与沟通,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一个好的问题与个人的努力工作。在了解原则后,更重要的是努力实践。

发表固然重要,但要把学习放到优先的位置,扩大你的影响也非常重要,需要考虑到发表之后的事情。谁能来读我的文章,我怎样才能让更多人读我的文章,这些问题也不可忽视。

最后一点也是给自己提醒,现在我写文章比原来快一些,这样就会忽视一些我刚刚提到的原则。因为任何一个领域总在产生新的对话,而对话的内容也在演进,所以学习永不止息。无论和什么哪个领域打交道,都要从这三个类比的角度反思自己的写作和沟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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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我的联系方式和一些与讲座相关的资源。我们学校的Anrew Van De Van以前是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的主席,开设了一门《参与的学术》(Engaged Scholarship)的课程,里面讲到很多如何进行学术对话。我自己也写过两篇小的短文:《那些正规博士训练不教但却致命的诀窍》、《学术求职的核心挑战:如何建立信任》,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下,这两个公众号也是对公共管理学术很有帮助的平台,分享过不少学术经验。  


Q:进入博士阶段时如何转变心态,更积极地应对学术训练要求?

没有什么都够替代你的热情,关键是你对什么感兴趣,你觉得什么问题重要。我的第一个博士导师是法学院的老师,因为我大学毕业到阿拉善SSE工作,关注到中国的林权问题,这也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相关,所以我想在博士阶段研究产权。他非常洒脱地跟我讲:博士第一年就是读任何你想读的。我本来需要给他做研究助理,他说不用,让我自由读书。我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很多博士同学都有发表,所以当时我非常焦虑。现在想来,我对当时导师让我自由灵活做事非常感激。博士阶段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先要放下和放空(unlearn)。你内心的热情非常重要,但要开放一些。

我发表文章是在博士毕业后,因为我在博士的第二三年才找到合适的题目进行研究。比较好的策略是你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原创性、质量非常高,可以与老师合作发表一两篇文章。不过也不要所有的研究都是老师主导你合作,这对学术生涯发展不利。国内博士的发表压力可能更大,所以我的经验不一定能够作为参考。保险一点的做法是你和老师学如何发表,自己也要独立做有原创性的好研究,后者是博士的主业,不能因为发表的压力不停地给别人做嫁衣,这会伤害到你。


Q:作为初学者,如何能尽快系统地掌握公共管理理论?

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从经典文献开始阅读。回到常识,我们进入主流对话的最好方式是有局内人引荐。最好是你的老师或者其他学者能在文献阅读方面给你指引,然后你从这些文献读起。最新文献重要,但基本文献更重要,新文献往往是弥补了一个小坑,而基本文献关注根本问题。在学术会中,要积极参与到互动中,调动各个感官学习。一旦有研究想法,通过与其他学者交流获得即时反馈是非常好的改善思路方式。一旦写好后,能改动的空间会很小。


Q:中国研究者写英文论文,是写好中文再翻译还是最好直接用英文写?

我觉得要模仿英文论文的写法,写中文的再翻译还得重新来一遍,不如直接写英文的。要建一个自己的百宝箱,积累些学术写作常用的表达。模仿之后思考作者为什么会这么写,这个写法可能就能内化了。写作中最好的老师就是经典文献。


Q:没有基金或项目支持的研究想法是否值得开展?

非营利组织战略方面的一个教授,Peter Frumkin,在宾西法尼亚大学任教,他曾说博士期间最重要的是选题。张攀老师也提到,写作学术论文时定位最重要。什么样的选题是好的选题?在我看来,好的选题要有潜力和该领域中的大问题对话,要有延展性。我在评估我的博士选题时,觉得核心是研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但可以和公共财政、城市规划、非营利组织及公共管理等进行对话。

此外,博士选题要能帮你设置研究议程也很重要。我现在所做的研究仍围绕我的博士论文展开,我当时关心非营利组织如何影响政府,现在我研究非营利组织如何影响公共服务的分配与绩效。你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很重要,当时奥斯特罗姆教授去世了,我给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展示我关于林权改革研究的想法,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感受到,他们在鼓励我,但他们确实不懂这个议题。如果我定位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这个领域,就需要和哈耶斯普等名校学生竞争,我没有优势。我需要找一个能够体现我优势的领域。博士生需要考虑自己的优势、导师的优势,把议题的延展性与自己的比较优势相结合,选一个能让自己长期跟进的议题。至于是否有基金支持,并不重要。


Q:如何获得访谈资源?

我是通过向目标对象发邮件获得的访谈机会,没有请老师帮忙介绍。我一直相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年轻人想要做事的心。我在本科期间,想去阿拉善SSE实习,就发了近100封邮件,因此我在大一暑假能够如愿到阿拉善。

很多时候,不用觉得因为你是学生就不敢联系,或者一定要谁介绍。可以通过参与会议、打电话和发邮件等多种方式和对方取得联系,当然有人帮忙介绍更好,即使没有也可以尝试。我当时之所以能很顺利的去做访谈,可能也和研究这个领域的人比较少有关,就比较容易受到目标对象欢迎。如果研究的是热门议题,可能目标对象已经烦不胜烦了,所以也要从这些角度看是否值得去再做访谈。


Q:做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如何提升理论水平,做高质量研究?

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不是中国,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个人觉得正如前面所提,中国不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所以如果目标期刊是主流公共管理期刊,好的研究一定是理论驱动的研究。要看最不可能案例,西方主流理论有哪些是最有可能在中国发生,但实际上没有发生,以及哪些最不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发生了。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厘清主流理论的适用条件与范围,甚至发现主流理论的局限,是非常有意义的,而非把西方主流理论在中国做检验。中国这一特殊场景对于产生新的理论是很有优势的。


A:李华芳

这个问题我们也常在讨论,因为我们办CPAR,也一直对此非常困惑。我作为编辑目前收到的多数论文是用西方理论套中国案例或数据,看会有什么结果。我不否认这样做是有贡献的,因为提供了新的案例,有边际贡献。但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包括我在内,(有中国背景的研究者)目前很少有提出什么原创性理论和主流的公共管理理论对话。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处在中美的夹缝之间,理应有很多触动,进而驱动我们去做一些原创性的工作。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投入很多时间去做真正激动人心、有理论原创性的研究,这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我们CPAR也欢迎大家投稿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界给主流理论提供了什么创见吗?这么多年可能也就地方竞争、晋升锦标赛、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等少数几个。这是中国整个社会科学面临的困惑,不仅仅是公管的。


A:于文轩

国内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主要问题是想得太多,读得太少。咱们专业的硕博生应该静下心来把自己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和高质量论文踏踏实实读一遍,认识什么是理论、如何找研究问题,这是最需要的。建立在对理论熟悉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思考我们对中国研究能否为世界理论做贡献。我们自己也在思考:我们对西方文献懂多少,我们对理论懂多少,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懂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很难建立中国理论。


A:张攀

国内公共管理博士在开展研究时,经常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是理论,或者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很多研究停留在就事论事,没有放到理论体系中去进行对话。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尚未做出大的理论创新,相对做得好的是用中国故事讲西方理论,比如易洪涛老师等做的政策扩散研究。传统的政策扩散理论关心邻近扩散和辖区内部因素,易老师等的研究在对话政策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中国的官员流动,借鉴物理学中的虫洞理论,研究官员流动是否会把原有的知识经验带到新的地方。他们最先发在JPART上的文章招致了一些批评,有学者指出这个结论可能只在中国成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后来易老师用美国州政府领导官员更替的数据也支持了之前的结论。这就是一个用中国故事发展国际理论的典例。至于基于国内情境发展出本土化的大理论,我们觉得目前在公共管理领域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体系。国内学者的重大使命是提出根植中国又被国际学者广为接受的理论。


A:程远

我想补充的另外一点是,读文章时对话的心态很重要,即使你读的是奥斯特罗姆和萨拉蒙的著作,也要珍视自己阅读时的感受,当我在博士阶段读到政府治理工具理论时,我觉得这个理论好像没讲完整。当你觉得不对时,你要沿着这个想法深入思考。写作是要学习的,但在观点上要永远保持沟通对话和批判的态度,而非全盘接受。


Q:跨学科的学者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时,如何处理原有学科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的结合,在和其他学者合作及选择期刊时应注意什么?

我目前没做过什么跨学科的研究,所以经验不多。我尝试根据我的理解回答,特定领域的研究者一定最了解该领域的对话风格,我会让我这个领域的合作者做我的“翻译”,会非常信任他们的判断和决策,他们懂我所不懂的语言。如果其它领域的合作者想要投公共管理期刊,那我基本会把握对话的导向与叙事,因为我相对合作者更了解对这个领域。但也有风险,如果我们投不进这个领域,转投其它领域就需要做很大幅度的修改。我会考虑,如果需要转投,是要重写,还是改一部分就好。如果风险太大,就需要在写作基调和期刊选择方面寻找平衡,减少重写的可能,让转投更加容易。


Q:如何设置自己的研究议程?

横跨多个领域是个优势,我博士前两年的训练在奥斯特罗姆工作坊,里面不是完全讲非营利组织,我也一直在找相关的可能性。我后来之所以对合供感兴趣,在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中进行更多的讨论,也是因为合供是奥斯特罗姆的核心观念。第一是要广,我会经常去听各类讲座,想想有没有可以和自己关注的议题产生联结的地方。很多时候研究者要做一个中间人,把别的领域能够“翻译”到你的领域,现在公共管理中最具影响力的行为公共管理学也是从经济学中学来,然后和公共管理进行结合。公共管理本身就是跨学科的领域,在熟悉本领域文献的基础上能把其它领域的内容带进来是非常强的优势。重要的是不仅能带来新东西,还能加入到原有领域的对话。


Q如何提升英文写作水平?

我觉得要模仿、多写,积累表达,写后争取获得反馈并修改。还有一个小技巧,如何去问反馈。如果你把整篇文章发给你的导师或其它学者,对方很难有精力读完整篇文章。为了获取有效反馈你需要有一定的主导性,如果你有一个方法不太懂,那就把涉及方法的这一小段发给对方。如果你觉得自己引言写得不好,你就说希望对方能在引言写作上帮你。如果对评审意见不太懂,不可能把整个评审意见发给老师,问我应该怎么做,要问一两个关键的、对方能在一两天回应的片段。而非完全不知道自己写得怎样,把整篇文章交给对方去看,可能你的博士导师有这个义务,但其他人没有。


Q:如何根据期刊特点调整自己的文章风格?

即使在同一本期刊上,不同领域论文的写作风格也有很大差异,所以需主要关注你所在领域的文章。每个期刊会有一些特点,比如PAR相较于JPART更强调实践性,所以可以在写作时注重相应的内容,但每个学术期刊最终都会关心理论的,这个没的说。没有特别的限制,只要你找到自己的风格。


Q:非营利组织研究者如何和主流的政府研究对话?

首先要了解主流(政府)是如何看待非主流(非营利组织)的研究的,从政府研究的角度,非营利组织主要通过合同外包和政府发生关系,所以有了诸如第三方政府之类的概念,非营利组织也成为政府理论的重要内容。从非营利组织研究的角度,主流的看法并未解释非营利组织的所有面向。

如果你想和其它领域对话,你的因变量或核心理论应当是对方关心的。政府可能并不关心非营利组织,他们更关心服务提供、服务绩效和公民满意度等,如果你能把非营利组织连接到这些内容上,你就进入了政府研究者关心的题目,就有了对话的机会。不一定所有的研究都要和非营利组织相关,草根立场、主流意识反而能凸显和提升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比如大家感兴趣可以读读萨拉蒙(Lester Salamon)最早的研究,看他是如何把非营利组织纳入到政府治理工具的框架中。虽然我当前有在批评他的一些理论,但他的做法和将非营利研究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方式和路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最后我想说,很多时候我也会非常焦虑,包括对发表的焦虑,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回归到常识和这些基本原则上来看写作和发表,最重要的是你内心的热情和这种不断学习的心态,不能因为这种焦虑让你的热情或努力让步。希望大家在遇到各种问题时,能够尝试回到常识去思考并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指导自己的写作和研究。


备注:co-production的最新中文译法为合供,但是合供涉及到生产、决策、分配和评估等更多环节,论文将co-production与co-provision、co-governance等概念共同使用,更强调生产层面的意思,所以讲座记录中暂且使用“共同生产”。在问答环节,因为是宽泛地使用co-production,所以就使用了“合供”。


本文整理自上交国务学院学术发表系列讲座。

原文章发表于公共管理研究微信公众号


小编:史晓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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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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