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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白话文运动100年

已有 846 次阅读 2018-10-26 10:41 |个人分类:语法人称与语用人称新概念|系统分类:论文交流|文章来源:转载

 

白话文运动100年(上)                          

    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寄自美国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中,胡适首次公开提倡白话文,并阐述了“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项文学改良的主张,得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的结论。在彼时身陷传统向现代转型阵痛中的中国,这般响亮的呐喊如同征讨文言文的檄文,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古代人的大白话听起来也不错

  “提倡白话诗的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章太炎曾在《国学概论》中抛出一个例子:唐人史思明之子史朝义(怀王),某日曾咏一首樱桃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有人劝他,应将后两句上下对掉方可押韵。可史朝义不然,称:“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章氏将这种“不用韵”的诗歌算作白话诗的始祖。

  其实,早在汉魏,因佛教的传播和译经的需要,早期白话便已萌芽。当时的僧人为使劳苦大众都能听懂教义,故意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夹杂的文体。到南朝时的《百喻经》,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他”和判断动词的“是”已出现。至于来自民间的“乐府诗”,则为后代保留了大量充满生活气息的白话文作品,广为流传的《木兰诗》便是其一,“阿爷”“爷娘”“阿姊”都是很口语化的称呼。

  到唐代,佛教兴盛,白话译经的传统也得以延续。无论是传世作品,还是敦煌文书中,变文、曲子词、禅宗语录、早期话本,都已通篇采用白话文,与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已完全不是一个面貌。

  入宋后,人们的口头语和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文言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很多读书人甚至未必能用文言文表达下里巴人要说的话。宋人吕本中的《轩渠录》中就记录了这么个小故事:一妇人请书生代写家书,妇人口述道:“孩儿要劣妳子,以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把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儿肐胝儿也。”(大意为“孩子跟母亲调皮,叽叽喳喳的。你买把小剪刀来,我要剪掉骨节上的老茧”)书生听后,迟迟不能下笔,反被妇人嘲笑不识字。在这种情况下,话本小说、南曲杂剧、俗词俚语诸宫调等白话文作品纷纭迭出,迅速占领市井生活的高地,瓦舍勾栏、食肆酒馆、戏台曲苑一片说学逗唱的景象。至此,作为汉语书面语“小传统”的古白话文完全成熟。

  两宋理学思潮的兴起,也开辟了理学家们用白话记录师徒语录的传统。“圣人只是识得性。百家纷纷,只是不识‘性’字。扬子鹘鹘突突(糊糊涂涂、含混不明),荀子又所谓隔靴爬痒”,这种白话体的师徒对答在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中大量可见。

  至于明清的小说和戏曲,则将古白话这一书面形式推向高峰,前者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后者包括《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等作品,影响深远、家喻户晓,可谓妇孺皆知。

  “睁眼看世界”方知“我手写我口”

  明清时代的白话大繁荣并没有改变白话文的从属地位,白话小说之于士大夫们更像是“洪水猛兽”,多数难逃被禁的命运。可“异端”李贽不干了,他在《童心说》中质问“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甚至将《西厢记》和《水浒传》列入“古今至文”。痴心于白话段子的冯梦龙随后也提出“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的思想。然而,正如“高考是指挥棒”一样的道理,在读书人醉心于八股文的年代,白话文不可能撼动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进入19世纪末,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发现,典雅精炼的文言文在表达新生事物、传达新思想时已力不从心,此时汉语的白话小传统便开始“春潮涌动”了。

  黄遵宪最先站出来,在纵览西欧及日本语言文字的变革大势后,高呼“我手写我口”的口号。他认为,中国必须走“语言与文字合”的道路,这样才有助于平民教育、保国保种。随后,梁启超向桐城派古文宣战,并在《变法通论·论幼学》表达了“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思想。晚清白话文运动就此拉开。

  1898年,中国第一份白话文报纸《无锡白话报》创刊,主编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喊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成为倡导白话文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此后,各地白话报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兴起,《宁波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京话日报》先后涌现,至清廷预备立宪期间形成高潮,数量竟达130余种,蔚为壮观。

  在报人们的努力下,政府告示此时也尝试用白话行文,以便于平民百姓阅读。《大公报》最先发声,创始人英敛之在“敝帚千金”栏目中撰文称:“政府里再出告示,一律改用白话,越浅近越好。”《京话日报》则更决绝:“凡是告示文字,都当用白话编成。各处的言语不同,也可以随著土音编造。”半个月后,此举得到响应,京师外城工巡分局颁发白话告示,提倡春节禁炮:“倘然飞起来的火星儿,落在容易引火的物件上,着起火来,害处实在不小……你们要是心疼自己和人家的房子物件,怕担那放火的罪过,就应该不放这等花炮才是。”

  近代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让中国另一白话文传统——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小说此时也滥觞了。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就曾写道:“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那是许多白话小说。”

  据作家阿英估算,晚清的白话小说已达1500多种,题材涉猎广泛,有批判社会问题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有写史诗战争的《罂粟花》《中东大战演义》,有反映立宪运动的《新中国未来记》《立宪万岁》等,有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其中,《何典》《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方言小说,与传教士们翻译的白话《圣经》,一反千年来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语言,形成了汉语方言入白话的传统。

白话文运动100年(下)

《新青年》与《学衡》的较量

  1910年,19岁的胡适留学美国,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后,师从杜威。受其实用主义影响,胡适逐渐形成“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观,“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后来任教北大时,为了论证白话文简明达意,胡适就如何回绝行政院秘书职位一事出题,请学生拟电报稿。学生拟出“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12字的电报稿,而胡适仅用了5个字回绝——“干不了,谢谢”。

  为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是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称“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急先锋”钱玄同及时跟进,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直接把文言文视为“独夫民贼”“文妖”。

  1918年1月《新青年》开始刊发白话文,但此时的文学作品往往还是“文言序言”加“白话文本”的体例,比如鲁迅的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序言部分写道:“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至正文自述部分话风一转:“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次年,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进入高潮。一年之内,全国上下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星期评论》《曙光》《少年中国》《湘江评论》等都在这一年推出。

  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同年,蔡元培成立“国语研究会”,围绕国语标准音问题引发大范围探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渐呈相辅相成之势。至1920年,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文体,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白话文至此确立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数年后,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绘图的白话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至今日又突然火起来,一版再版,影响深远。

  然而,面对风起云涌的白话文运动,有人很不爽。国学大师黄侃针锋相对,也出了一例,“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长达11个字。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4个字即可”。

  这样的反对之声并非个例。当胡适、陈独秀、鲁迅在《新青年》上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时,以东南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衡派”也走上了另一条为文言文正名的道路。他们秉持文言文的天然简约精雅,视其为母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表达能力非是白话文所能企及。胡先骕曾撰文《中国文学改良论》,声讨胡适“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并抛出疑问,“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而从横向上看来,方言白话小说确实难以达到文言文超越语言障碍通达四方的传播效果。“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张爱玲以国语译完《海上花列传》时曾作如是叹。

  欧化汉语:几家欢喜几家愁

  20世纪初国运维艰,迷失在“欧风美雨”中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文化自卑。回归文本,一些为白话文正名的奔走者希望以“直译欧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继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在通过以翻译为纽带的语言接触后,欧洲语言的一些特点逐渐进入汉语,最终融于其中,成为别具一格的“欧化”汉语,这也是“五四”百年以来的白话文区别于传统白话的特色。

  在鲁迅的早期作品中,常会交替采用“他”或“伊”来指代女性。到1924年《祝福》发表时,鲁迅才开始固定使用“她”。一年后,在《伤逝》中鲁迅开始使用“牠”(同“它”)来做非人类的第三人称代词。小作品反映的是白话文大趋势,为了对应英语中的she,he和it,此时的汉语逐渐产生“他”“她”和“它”的分别。

  而《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代尚未区分的形容词和副词后缀“的”和“地”,在“五四”洗礼后逐渐分野,乃至很多人会在原本就是副词的词后生硬加上一个“地”,如茅盾的《追求》中“草地上顿时更加热闹起来。但似乎大家都忙于吃喝,暂时地没有话。”

  傅斯年曾在《新潮》上刊文称:“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为了吸收这种“细密的结构”,“五四”以来汉语大量使用连词、介词,也更注重使用范围修饰语,如“就……而论”“在一定程度上”“对……来说”等等都被吸纳。这样,“枯藤老树昏鸦”,在欧化汉语翻译来,就会是“枯藤缠绕在一颗立有昏鸦的老树上”。

  从“五四”至今,欧化从未止步。但许多文人为了追求时髦,在唯“欧”是瞻的风潮下,盲目构造为了欧化而欧化的文艺腔。1925年,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发表,开篇便是一段冗长的定语“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里”。20世纪30年代,有人用直译的欧化句法来写作,比如将“the apple of my eye”译为“我目的苹果”,将“took the heart out of him”译成“将其心拿出”。

  时至今日,白话文运动已有百年。有些欧化的语法现象已经渗入汉语肌理,成为现代白话文不可分割的血肉;但仍有些“老骨”,依然顽固地卡在喉结,难为汉语所吞咽。比如,以抽象名词做主语:“横贯公路的再度坍方,是今日的头条新闻”;生硬构造英语中的名词后缀“-度”“-性”等,“很难”“很快”“易读”改为“难度高”“速度快”“可读性高”;新句型“不能同意更多”随口而出;更有甚者,在不清楚被指带人的性别时,以TA来代替。

  “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诗人余光中曾痛批盲目“欧化”,“缓慢而适度的西化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但是太快太强的西化,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就成了恶性西化。”

  在谈及欧化汉语时,鸳鸯蝴蝶派张恨水曾以《三国》举例,“‘阶下有一人应声曰,某愿往,视之,乃关云长也。’这种其实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为欧化体:‘我愿去’,关云长站在台阶下面,这样地应声说。文字尽管浅近,那一般通俗文运动的对象,他就觉着别扭,看不起劲。”

  在网络时代,书写的门槛已被打破,文字不单单为少数精英所掌握。如今的汉语面对的不仅是“欧化”,还有以段子、缩写、误写、假借、颜文字、表情符等方式的庞杂“网络化”。相较于白话文运动,网络语言一方面既可精确记录口语,暗合“我手写我口”的理念(如“港真”“酱紫”“香菇蓝瘦”),又在一方面与“五四”先驱们试图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以拉丁字母替代白话文,最终让中文走上表音文字的努力相背(如“槑”“囧”“Orz”及颜文字都是以象形符号的方式存在于网络)。面对无限的网络空间和多种技术手段,“网化文”的未来在何方,也许超出你的想象。(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1月上)

本文摘自《新民晚报》2017.1.18A27版,2017.1.19A15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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