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微信大大繁荣的自媒体时代，人们一而再地读到批评我国中小学教育的文章，对“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诛笔伐更是排山倒海，或来自本国学者，或借用外国名人的口气。尽管批评者如何不厌其烦，却毫无作用，鲜有人言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今天，我就一吐为快。

     我国官场的规矩中，下到基层，上到中共常委无不存在着年龄死限，为官生涯必须在某一年龄之前，达到某一级别（县处、司局、副部、省部），乃至最后还有“七上八下”。与之相匹配的是学术头衔的官场化，即在某个年龄之前拿下某个学术头衔。不同级别的官员配之以不同的权力，各个学术头衔也有着与之大体相应的学术资源和个人待遇。一个人如果没在一定的年龄之前拿下某级乌纱或某个学术头衔，那么他／她在中国的“体制内”就out了。

     上述社会政治生态以及官本位化了的学术生态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存在决定意识”的效应，造成我们的各种文宣和文艺载体无不放声高歌青年才俊，人们习惯性地津津乐道：某某是某地最年轻的某级官员，或最年轻的某个头衔学者。中国的科学人物报道中无不大谈头衔和年龄；谈及科学、技术、或社会贡献的少之又少（好像只有袁隆平一个人其对杂交水稻的贡献比其院士头衔更广为人知）。

     如此恶劣的社会生态下，怎么能不让人们把人生的起跑线一再前移？起跑线前推到中小学怎么能责怪对上述政治生态没有发言权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呢？提倡、主导、参与、或认可这个逼中小学教育为娼的现状的人们有什么资格打中小学教育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