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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伍献文先生诞辰120周年（之一）

已有 3880 次阅读 2020-3-15 10:11 |个人分类:科研院所史料|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伍献文（1900－1985），男，汉族，浙江瑞安人。动物学家，中国研究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鲤科鱼类志》的主要撰写者，率先阐明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并提出了新分类系统。倾心于科研组织工作和人才培养，为中国水生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伍献文，字显闻，1900年3月15日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屿头村一个小康农家，其父粗通文墨，思想开化，坚持让三个儿子读书并相继完成中学学业。在两个哥哥的支持下，伍献文1918年考取了既免除学费又供应膳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1920年我国近代动物学研究的创导人秉志从美国回国并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翌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伍献文被秉志所讲授的动物学及其亲自指导的动物学实验所吸引，改到生物学系学习，并将从事动物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1921年，伍献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福建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同年厦门大学成立，他转到厦门大学动物学系担任助教。1925年，秉志来到厦门大学，在动物学系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秉志的鼓励下，伍献文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面给秉志当助教，一面完成自己的学业，于1927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伍献文积累了动物形态学、分类学、组织学和胚胎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并对鸟、蛇、蛙、鱼、水母等不同种类的动物开展了研究，对厦门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线虫、江豚的肺寄生线虫及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

时西历一九二二年三月在集美学校任生物学讲席与数学教员沈滌生先生合摄（右为伍献文，伍献文亲属提供）

　　厦门大学毕业以后，伍献文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教动物学。这时他已经在线虫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鱼类学研究的志趣却始终没变。一年后他就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职，于1929年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L.罗勒（L.Roule）教授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伍献文于1932年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记载了分布于我国的比目鱼类5科33属65种，并对比目鱼器官系统的解剖和生物学作了详细的描述。

1930年，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京成立，这是我国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1932年伍献文回国后，被推荐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组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任动物组主任。193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伍献文任研究员。这段时期伍献文和同事们深入到广西、贵州、云南等地，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发现了许多在科学上未曾记载过的新的物种。伍献文在继续进行鱼类、蠕虫类研究的同时，又开展了对河蟹、蝎类的研究。他发表的《中国河蟹志略》和《中国之蝎及蝎蛛》都是国内研究该类动物的领先之作。他在线虫形态学和分类学方面所作的贡献也为国内外同行所推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纷纷搬迁，动植物研究所于当年9月由南京迁往湖南长沙，后到衡山，又迁到广西阳朔，1939年初到达四川重庆北碚。艰难的跋涉、困苦的生活，都没有动摇伍献文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在阳朔的短暂停留中，伍献文完成了《漓江的鱼类》一文，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11个新种。1944年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伍献文任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在这段时期，伍献文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鱼类学研究，在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领域发表了许多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动物研究所于1946年由重庆北碚迁至上海。1948年，伍献文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9月，伍献文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同年7月伍献文接到了去北平参加新中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的通知。漂泊半生的伍献文感到无比激动，他决心将自己的后半辈子完全献给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于1950年将原中央研究院动物所的主体、植物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以及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合并组建为水生生物研究所，所址上海。

1950年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任命伍献文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的通知书（政字第0447号）。

水生生物研究所先后分设青岛、厦门两个海洋生物研究室和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伍献文兼任设在无锡的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1954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所属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一起搬迁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之滨，成为以淡水生态学为主的我国水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伍献文一直主持该所鱼类学的研究工作。

1951年，无锡，伍献文（右一）吴学周（右三，原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右四，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等合影（图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本博主附言：王家楫、伍献文、吴学周，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管会接管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各研究所；8月，军管会任命中央研究院新的院务委员会，王家楫、吴学周等14人组成。1949年7月，伍献文、吴学周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后又一起去东北参观考察。此图摄于1951年1月，吴学周到无锡参加分析化学学术报告会，此时王家楫、伍献文正在无锡的水生生物研究所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三位老友相见并摄影留念。

伍献文从1924年在厦门大学季刊上发表《浙江瑞安所产蛇类初志》起，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及专著共计80余篇（册）。其中有关鱼类学论文45篇，有关线虫及其它蠕虫的论文16篇，有关节肢动物和爬行类、两栖类等其它动物的论文11篇，还有关于海洋及湖泊调查、鱼类考古学研究的报告多篇。

伍献文1951年11月加入九三学社，是九三学社第三、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水产组副组长，1962年聘为国家科委水产组副组长。1978年任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1980年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他还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伍献文于1985年4月3日在湖北武汉去世。

杰出的鱼类学家

伍献文是站在中国现代鱼类学研究高峰上的少数几位科学家之一，他一生的学术进展反映了中国鱼类学的发展。从20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他奠定鱼类学的坚实基础和初露锋芒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有关鱼类学的研究虽比较零散，然而却卓有成效。他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厦门鱼类之调查》发表于1929年，是中国研究鱼类的早期著作之一。

伍献文《厦门鱼类之调查》

他在留学法国期间，对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进行研究，初步确立了他在鱼类学研究中的地位。40年代，是伍献文科学生涯的第二个时期。由于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伍献文不得不将研究工作的重点从野外调查转移到实验室内，而这个转变导致了我国鱼类学研究史中出现了以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为主的新局面。从1940年到1947年，伍献文及其学生刘建康、张孝威等人，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黄鳝气呼吸机理的研究报告，比较详尽地从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的角度探讨黄鳝的气呼吸器官的结构与功能。还进行了纹胸鮡的吸着器的组织学、鲤鲫鱼杂交实验、鳑鲏鱼的胚动现象等有关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的研究工作。这一大批印在当时内地土制毛边纸上的科学文献，既象征了我国早年鱼类学家们的艰辛历史，也显示出我国鱼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伍献文开始了他的鱼类学研究的第三个时期。国家建设的需要，使他得以实现30年前被战争中断了的研究设想，即系统地调查祖国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全面开展鱼类分类区系的工作。他直接领导的鱼类分类组的科研人员，按照他的规划，爬山涉水，足迹遍及祖国的江河湖泊。从东北的三江平原到海南岛的五指山畔，从青藏高原的冰川雪河到东海之滨的溪流沟涧，采回了大批鱼类标本，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了收藏有30余万号标本的规模宏大的淡水鱼类标本室。他们用大量由模式标本产地采来的地模标本代替流散在国外的中国鱼类的模式标本，基本摆脱了只有依靠“洋人洋书”才能研究中国鱼类的被动局面。在拥有大量标本的基础上，伍献文以占中国淡水鱼类一半的鲤科鱼类作为研究对象，同他的助手一起开始了艰巨的整理工作。这项工作自1959年启动，1964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印行，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国外学者发表了专文评论，给予高度评价。

1966年，“□□”爆发，水生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受到极大冲击。伍献文被关押起来，遭到批斗。1971年，伍献文被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请允许我拿起笔，我要将《中国鲤科鱼类志》写完。” 他和助手们加紧工作，《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终于在1977年出版。《中国鲤科鱼类志》全书共70余万字，系统地描述了分布于我国的鲤科鱼类113属412种，并附有精美的图版。它不仅是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必备文献，也是研究全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这部著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得到大会奖励，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卷，伍献文等著

　　伍献文在不断提高科学研究理论水平的同时，还十分注意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从60年代起，他极其关心三峡工程对长江鱼类资源的影响问题，坚持开展长江鱼类资源调查及其变动规律的研究。在葛洲坝工程建设中，他发表的关于救鱼措施的正确意见，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投资。

　　伍献文学术生涯的第四个时期开始于他78岁高龄之后，工作重心是研究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鲤亚目是现有淡水鱼类中最大的一个类群，共计约有250个属2500余种，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洲。近百年来，许多鱼类学家尝试提出的分类系统，尚无一个能令人满意。中国是鲤亚目鱼类最丰富的国家，约有145属580种，具有研究鲤亚目鱼类系统发育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做许多外国学者想做而不能做的工作。伍献文和他的助手解剖和观察了鲤亚目中有代表性的78属123种鱼类的骨骼，并引进和使用了国外在7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分支系统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对观察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连续发表在国内的许多学术刊物上。1981年，伍献文和他的助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题为《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这个报告引起了国际鱼类学界的普遍关注，加拿大鱼类学家J．S．尼尔逊将此研究结果引入他所编著的《世界鱼类》第二版（1983年）。

左起：罗云林、伍献文、陈景星、陈宜瑜（伍献文、陈宜瑜、陈湘粦、陈景星《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和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中国科学》1981年03期）

科研工作的优秀组织者

伍献文是我国组织开展海洋及湖泊综合考察的先驱。早在1935年6月至11月，他就组织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的海洋及海洋生物综合调查。这次调查虽然规模不大，而且许多工作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而未能继续和整理，但它却是我国海洋科学考察的开端。1951年，伍献文领导并参加了五里湖的湖泊调查工作，这是国内首次对湖泊进行较长期的综合性科学考察。这个工作为以后的湖泊调查规范化打下了基础。伍献文还参加了三峡水库库区、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水生生物调查和渔业规划的研究。

1950年起，伍献文担任了许多科研领导职务，把大半时间和精力花费到科研组织管理工作上，在他的直接指导和规划下，水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了收藏有30余万号标本、近1000种中国淡水鱼类、其中模式标本230余种的亚洲最大的淡水鱼类标本室，成为国际鱼类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鱼类学研究已扩大到鱼类分类学、生态学、生理学、遗传学和组织学各个领域，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水生生物研究所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和较大的影响，这一切都是与伍献文的努力分不开的。

伍献文一直是学术团体的热心组织者。1934年，他参加发起和创立了中国动物学会，任理事。1951年，他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任常务理事、名誉理事长。1979年他与朱元鼎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鱼类学会，并被选为名誉理事长。他还担任过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兼任了许多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委员。

前排左九：伍献文

伍献文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方面也作出了贡献。1956年，他被聘任为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数次参加在北京、莫斯科、平壤等地召开的委员会会议，为加强四国之间渔业方面的合作尽了自己的力量。1956年赴芬兰出席国际湖沼学会，1964年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进行水生生物学考察。他还是国际环境毒理学会的会员，英国林奈学会客籍会员。

1957年7月在苏联列宁格勒郊外参观养鱼场（伍献文亲属提供）

可贵的为人品德

伍献文除了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声誉之外，他的为人也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伍献文对老师秉志非常敬重，终身执弟子礼。秉志于1965年2月21日病逝，当时伍献文正结束古巴考察，归途路过捷克斯洛伐克，突然在使馆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讣告，他不禁失声痛哭。秉志常赋诗抒怀，与友朋唱酬，惜生前未及整理出版。伍献文1978年去北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遇见秉志女儿翟启慧，始知部分诗稿尚存，怀着对老师的崇敬之情，伍献文将诗稿取回整理。1985年3月，伍献文在临去世前的十天，他在病榻上将诗稿交给一位将赴北京的同志，叮嘱他到北京一定要想法付梓。《秉农山先生诗存》终于在1986年4月9日秉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出版。

伍献文坦诚正直，对朋友和同事肝胆相照，助人为乐，与童第周、陈世骧、刘承钊、朱洗等老一辈的动物学家结下了极深的友谊。早年和他一起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共事的鱼类学家方炳文，经常在他家中食宿，情同手足。后来方炳文赴法国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在巴黎罹难，噩耗传来，伍献文为之伤痛不已，亲笔著文悼念，介绍方炳文在中国鱼类学研究中所作的贡献。同学、同事以及故乡戚友生活上有困难，伍献文无不慷慨解囊。

在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中，伍献文直接教导和培养出大批的学生和助手。他常对学生说：“搞科学研究要有天资，但更重要的是勤奋，二者兼而有之才是难能可贵的。”由于他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许多学生和助手成为我国水生生物学和水产科学技术领域的骨干，刘建康、陈宜瑜、曹文宣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