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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前言

已有 4290 次阅读 2013-4-8 12:36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帝国, 占星学

中国古代有过两次巨大的历史变革。

第一次是“武王伐纣”和西周建立。关于这次变革的意义,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因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1]就是说,西周的建立,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新制度和新文化的确立。而且,确立这种制度的文化的立意和用心,关乎万世太平,属于历史哲学的真正课题,其旨宏意深,绝非一般帝王所能揣摩到的。因此,在西周社会,以血缘关系为构架的国家体制已经臻于完善。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是以周公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建立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个完整的社会文明体系。这个制度文化中最重要的东西,即王国维所说:“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2]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实质上解决了周王朝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一以贯之,没有出轨。这也为后来帝王的继承提供了法典和依据,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由此可见孔子极力赞赏、推崇西周制度文化之情状。

第二次是秦汉之变。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构的宗法社会体制,随着贵族家族自身的繁衍,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东周基本瓦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从春秋战国到汉帝国的建立,经过将近五百年特别是战国二百多年间异常惨烈的征战,原先周朝建构的统治基础彻底崩溃了。秦始皇在西周体制的废墟上建立了崭新的秦王朝。可是,由于新体制的稚嫩和旧贵族势力的强大,秦统一不过十年便土崩瓦解。短暂的秦朝覆灭以后,贵族阶层基本消亡殆尽。一介布衣出身的刘邦,和一帮屠狗卖缯之徒,沿用秦朝体制(“汉袭秦制”)建立了刘汉王朝,开创了新文化和新制度的又一崭新时代,奠定了后来两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确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理念和土地私有制度,以取代诸侯封建制;第二,打造了以文官为主的国家管理体制,以及官员选拔制度(从察举到科举);第三,建构了儒家的正统观念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第四,完善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太学);第五,形成了以儒家观念为主导的学术形态——经学。可以说,汉王朝从政治、经济、教育、思想、学术文化等方面,全面建构了中国中古的社会形态。并且这个模型一直延续了二千年,直到1911年清帝退位才大体宣告结束。

那么,汉帝国是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的?如何完成了“如此这样”的历史变革?例如,是“大一统”而不是“大封建”?是儒家而不是墨家、道家、法家等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从根本上说,汉帝国崭新的制度和文化创造过程,实质上与一个崭新思想的创造和建构过程相辅相成。这个时代的核心思想,正如顾颉刚先生所作的经典概括:“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3]阴阳五行学说经过董仲舒等人的融汇和创制,形成汉代的“大一统”理论,成为汉王朝意识形态。而这一时代思想的创制过程,与儒学宗教化运动互为一体,并表达在经学之中。这些思想理论建设的巨大工程,为汉帝国的巩固和安定,奠定了思想和政治的坚实基础。这些观点是包括胡适、郭沫若、顾颉刚、侯外庐、冯友兰、徐复观、朱伯崑等先生在内的学界共识。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与先秦的儒、墨、道、法(包括孔、孟、老、庄)毫无关系的阴阳五行学说,在此时成为汉人思想的主体和灵魂?为什么今人难以理解的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在当时竟然受到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一般儒生的顶礼膜拜、极力推崇?从现存史料中,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可以发现,勃兴于战国时期的占星学及其与阴阳五行学说进行嫁接、融通,在思想界掀起了巨大、强烈的旋风,不仅征服了包括董仲舒在内的秦汉知识分子,还征服了秦皇汉武这些著名帝王、历史巨人。而占星学的出现也绝非偶然,它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变种,根源于特有的华夏农耕文明极其结构。因为,农耕文明与天文学具有一种内在、必然的关系。因此,归根结底,农耕文明是支撑着中国历史变革的天然本源。这些解释就是我对于秦汉思想聚变的一管之见。

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本书作了如下探索:

1、探究了中国上古天文学向占星学的历史转折,包括界定中国古代占星学的特定含义,并区别了属于原始巫术的星占(甲骨文就有)与占星学的本质不同,试图对于中国天文学史上迄今为止依然纠缠不清的这个重大问题做一初步清理;

2、探究了阴阳五行学说与占星学融合一体的历史现象,并大概确定这种理论整合由邹衍学派完成,成为一个思想体系,时间大约在战国晚期,今日文本主要见诸《管子》;

3、探究了邹衍学派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特征,并描述了这个占据秦汉时代思想和学术中心的思想体系,不仅征服了当时的诸子百家,成为主流的学术思潮,也征服了秦皇汉武等统治者,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五德终始)。由此可见其对于当时政治、学术、思想的巨大影响;

4、探究了汉代经学的核心观念,由此揭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汉代经学与占星学的血缘关系;

5、阐发了秦汉时期“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内涵,揭示了表现在《汉书·律历志》中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

6、简要梳理了批判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和理论,代表是荀子和王充。他们与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之间的交锋,构成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另一条线索;

7、在形成上述基本看法的同时,笔者对于一些流行说法提出质疑和否定,其中包括李学勤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武王伐纣时间的论证,这也是西周起始年代的论证。

基于以上工作,本书实际上勾勒了秦汉思想史上的一场聚变及其发展脉络,试图引起学界对于秦汉思想、学术、政治、科学甚至历史学已有版图的重新审视。作者认为,这个工作只是胡适、郭沫若、顾颉刚、侯外庐、冯友兰、徐复观、朱伯崑等前贤工作的继续。

尽管如此,本书的写作与其说是作者的一次探险,不如说是冒险。筚路褴褛自不容道,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超越,常常是从深渊跃入天堂的心理体验,惴惴不安仍然是贯穿整个过程的基调,至今依然如此。

因此,恳请方家批评指正,企盼在上述问题上有真正的学术进展。

 

 

 

作者

 

2012年3月21日,壬辰春分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

[2]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2册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3]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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